女性的生命即人的生命:我的母亲、我们的邻居,以及从生育权利到生殖正义的旅程
通过历史学家费利西亚·科恩布鲁母亲和邻居的亲身经历,揭示了纽约两场改变美国生育权利政治的草根运动——堕胎合法化与反强制绝育斗争的真实故事。

📝 书评导读
在美国生育权利史的宏大叙事中,我们常常听到最高法院判例的名字——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然而,历史学家费利西亚·科恩布鲁在《女性的生命即人的生命》中提醒我们,在”简·罗”成为象征之前,真正定义和实现生育权利的,是那些在地方社区中工作的普通人。这本于2023年出版的著作,恰逢罗诉韦德案五十周年,以两个发生在纽约的草根运动为核心,重新书写了美国生育权利运动的历史。
科恩布鲁作为佛蒙特大学历史学和性别研究教授,并没有采取传统历史著作中常见的宏大视角。相反,她选择从最私密的角度切入:她的母亲贝娅特丽斯·科恩布鲁·布劳恩(Beatrice Kornbluh Braun),以及她们的对门邻居海伦·罗德里格斯-特里亚斯医生(Dr. Helen Rodríguez-Trías)。这种个人化的叙事策略不仅让历史有了温度,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生育正义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同质化的斗争,而是由不同背景、不同诉求的女性共同推动的多元运动。
贝娅特丽斯是纽约州堕胎非罪化法案的起草者之一。在1970年代初,当大多数州还将堕胎视为重罪时,纽约州通过了革命性的立法,在罗诉韦德案三年之前就使堕胎合法化。科恩布鲁通过母亲的亲身经历和保存的文献资料,详细重现了这场立法运动的全貌。这不是发生在最高法院大理石走廊中的法律辩论,而是在社区中心、教堂地下室、女性客厅里进行的激烈讨论和艰苦组织。活动家们需要说服议员、动员选民、对抗宗教保守势力,更要克服社会对女性身体和性的根深蒂固的禁忌。
然而,科恩布鲁并没有让这本书成为单一视角的胜利叙事。她将笔触转向了对门邻居海伦·罗德里格斯-特里亚斯医生——一位波多黎各裔医生和反强制绝育运动的领导者。这个视角的转换至关重要,因为它暴露了美国生育权利运动内部长期存在的张力:当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在为堕胎权而战时,有色人种社区的女性正在对抗另一种形式的生育压迫——强制绝育。
在1970年代,成千上万的有色人种女性、贫困女性、残障女性和被认为”不适合”生育的女性,在不知情或被胁迫的情况下接受了绝育手术。这种系统性的暴力根植于优生学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政策。罗德里格斯-特里亚斯医生和她的同伴们组织起来,要求知情同意权,要求女性有权利生育孩子,而不仅仅是不生育。她们的斗争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如果生育权利仅仅意味着堕胎的权利,那么那些被剥夺生育权利的女性又该如何发声?
科恩布鲁将这两场看似独立的运动并置,展现了”生育权利”(reproductive rights)向”生殖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的概念转变。生殖正义这一框架,由199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者提出,强调不仅要有不生育的权利,也要有在安全和支持性环境中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权利。它将生育问题与经济正义、种族正义、环境正义联系起来,认识到女性的生育选择不仅受到法律的限制,更受到贫困、种族歧视、医疗不公等结构性不平等的制约。
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贡献在于它对”人民权力”(people power)的强调。科恩布鲁详细记录了这两场运动如何通过基层组织、社区动员、联盟建设取得了关键胜利,而这些胜利并不依赖联邦法院。这一点在2022年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之后显得尤为重要。当最高法院不再保护堕胎权时,我们需要回到这些草根运动的历史中寻找启示:真正持久的变革来自于人民的组织和行动,而不是法院的判决。
科恩布鲁的叙事充满了细节和人性。她写到母亲如何在厨房餐桌上起草法案,写到罗德里格斯-特里亚斯医生如何在医院走廊里为患者争取权利。这些日常的、琐碎的细节,恰恰是历史的真实质感。她也没有回避运动内部的矛盾和分歧。白人女性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张力,中产阶级活动家和工人阶级女性之间的距离,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挑战。但科恩布鲁展示了,正是通过面对这些矛盾,通过艰难的对话和联盟建设,运动才能真正实现包容性。
从方法论角度看,这本书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科恩布鲁巧妙地结合了口述历史、档案研究和个人回忆录。她的母亲和罗德里格斯-特里亚斯医生都留下了丰富的个人文献,包括信件、日记、会议记录和未发表的手稿。这些第一手资料让我们得以窥见运动的内部动态,了解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冲突是如何解决的,策略是如何演变的。同时,作为女儿和邻居,科恩布鲁也带入了亲历者的视角,让历史叙事带有情感的温度。
在当下美国生育权利再次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刻,《女性的生命即人的生命》提供了关键的历史透视。它提醒我们,生育权利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通过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斗争赢得的。它也警示我们,如果运动不能包容所有女性的经验和需求,那么它就会不完整甚至有缺陷。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们希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普通人的组织和行动也能创造历史性的变革。
这本书的标题”女性的生命即人的生命”,来自1970年代堕胎合法化运动的一句口号。这句简单却有力的宣言,挑战了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的父权观念,坚持女性首先是完整的人,拥有对自己身体和生命的自主权。科恩布鲁通过432页的细致叙述,让这句口号获得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她展示了这一理念如何在不同的社区、不同的斗争中被阐释和实践,如何从单一的堕胎权扩展为全面的生殖正义,如何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诉求演变为跨种族、跨阶级的联盟。
阅读这本书,我们不仅了解了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了如何建设运动。科恩布鲁提供了一个模板:真正的女性主义运动必须是交叉性的,必须认识到不同女性面临的不同形式的压迫;它必须从基层组织开始,而不是仅仅依赖法律和政策;它必须愿意面对内部的矛盾,通过对话和联盟建设实现真正的包容。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新现实中,这些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女性的生命即人的生命》既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封写给当代活动家的信。它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第一代面对反扑的女性主义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代。但只要我们记住历史的教训,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权力,只要我们致力于建设真正包容的运动,变革就是可能的。因为归根结底,正如这本书所证明的,历史不是由法院判决书写的,而是由像贝娅特丽斯和海伦这样的普通女性,在她们的社区中,一天一天地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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