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束缚：平等的谎言与女性主义的自由之战

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一直在为平等而战。然而，她们的战斗一次又一次地功亏一篑。即使是所谓受宪法保护的平等权利，也可能被法官撤回，被立法者削弱。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平等”这一概念本身。在文化作家马西·比安科的《打破束缚》中，她提出了一个激进而令人震撼的论点：平等本身就是一个谎言，一个虚幻的目标，它无法真正解决历史性的歧视和压迫形式。更严重的是，对平等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陷阱，将女性和被剥夺权利的社区锁定在永远无法实现的追逐之中。

比安科的论证起点是对女性主义运动史的深刻反思。从19世纪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开始，女性主义者们就将”平等”作为核心诉求。她们要求与男性平等的投票权、平等的财产权、平等的教育机会、平等的就业权利。这些诉求在当时看来革命性的，它们挑战了将女性视为男性附属品的法律和社会结构。然而，比安科指出，这种以”平等”为框架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它将男性的状态设定为标准，将女性的目标定义为”赶上”男性。

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20世纪下半叶变得越来越明显。第二波女性主义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取得了重大胜利——平等就业机会法、教育修正案第九条、罗诉韦德案——但这些胜利并没有带来真正的解放。相反，女性发现自己被期待在职场上”像男人一样工作”，在家庭中仍然承担主要照护责任。平等的承诺变成了双重负担的现实。更糟糕的是，当有色人种女性、工人阶级女性、酷儿女性指出这种”平等”主要惠及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时，她们往往被主流女性主义边缘化。

比安科追溯了”平等”概念的历史谱系，揭示它如何根植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这些传统本身就是白人男性中心主义的产物。当美国建国者们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时，“人”实际上只指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女性和被奴役的黑人被排除在这一定义之外。即使后来的修正案和立法扩展了”平等”的范围，这一概念的结构性限制依然存在：它假设一个中立的、普遍的人类主体，而实际上这个主体总是被默认为男性、白人、异性恋、健全身体的。

书中最有力的论证之一，是对”平等”如何强化二元性别系统的分析。当女性主义者要求”男女平等”时，她们无意中巩固了只有两种性别的观念，以及这两种性别是根本不同的假设。这种框架无法容纳非二元性别、跨性别者和性别不符合者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它将性别差异本质化，使得挑战性别本身成为不可能。比安科指出，只要我们停留在”平等”的框架内，我们就永远只能在现有的性别秩序内部进行调整，而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性别压迫的世界。

比安科还深入批判了”平等”如何被用作政治工具来压制更激进的变革。每当女性主义运动提出更深刻的要求——比如废除家庭结构、重新分配照护劳动、挑战资本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剥削——保守派就会说”你们已经有平等了，还要什么？“平等成为一个上限，一个用来界定”合理”女性主义诉求的边界。任何超越平等的要求都被视为”过分”、“激进”或”不现实”。这种话语有效地驯化了女性主义，将一个原本具有革命潜力的运动转化为改良主义的项目。

那么，如果不是平等，女性主义应该追求什么？比安科的答案是：自由（freedom）。但她所说的自由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选择权，而是一种集体的、激进的自由——免于父权制结构约束的自由，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自由，定义自己身体和欲望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要求与男性”一样”，而是拒绝男性经验作为规范的前提本身。

比安科从被主流女性主义史忽视的激进传统中汲取灵感。她重新发掘了19世纪的自由恋爱运动、20世纪初的无政府女性主义者、1970年代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这些运动和思想家们并不满足于在现有系统内争取平等，而是试图创建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她们拒绝婚姻制度，质疑核心家庭，实验集体生活，挑战性别规范。虽然这些实验往往被批评为”不现实”或”极端”，但比安科认为，正是这种激进想象力才能真正推动变革。

书的核心部分提出了三个”自由实践”（freedom practices），作为女性重新夺回身体自主权和权力的具体方法。第一个实践是”身体主权”（bodily sovereignty）。比安科论证，女性必须完全掌控自己的身体——不仅是生育权，还包括性欲、外表、健康决策的所有方面。这意味着拒绝所有形式的身体规训，无论它们来自父权制、资本主义、医疗系统还是女性主义运动本身。这是一个比”我的身体我做主”更激进的立场，因为它拒绝将身体视为可以被”拥有”的财产，而是将其理解为主体性的基础。

第二个实践是”关系自主”（relational autonomy）。比安科挑战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独立个体的强调，指出人类本质上是相互依赖的存在。真正的自由不是不需要任何人，而是能够选择和创造支持性的、非压迫性的关系网络。这包括重新想象亲密关系、家庭结构、社区组织的可能性。比安科特别关注照护劳动的重新分配，认为只要女性继续不成比例地承担照护责任，任何形式的”平等”都只是幻觉。

第三个实践是”政治想象”（political imagination）。比安科呼吁女性主义者摆脱”现实主义”的束缚，敢于想象激进不同的未来。这不是空想，而是认识到我们对”可能”的理解被现有权力结构所限制。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废除奴隶制、妇女选举权、民权运动——在实现之前都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比安科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必须重新培养这种乌托邦思维，不是作为逃避现实，而是作为改变现实的前提。

比安科特别关注种族和阶级的交叉性。她指出，白人女性主义对”平等”的追求往往建立在对有色人种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的剥削之上。当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进入职场追求”平等”时，谁来照顾她们的孩子和老人？往往是有色人种女性和移民女性，她们以低薪从事这些被贬低的劳动。真正的自由必须是所有女性的自由，而不仅仅是特权阶层的自由。这要求我们不仅挑战性别不平等，更要挑战产生不平等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系统。

书中对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批评尤为尖锐。比安科认为，许多当代女性主义已经被新自由主义收编，变成了一种”向上倾斜”（lean in）的个人成功哲学。女性被鼓励”增强自信”、“打破天花板”、“成为女老板”，仿佛个人的职业成功就等于女性主义胜利。这种女性主义不仅忽视了大多数女性面临的结构性障碍，更糟糕的是，它将女性主义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工具。比安科尖锐地指出，当公司首席执行官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时，这不是女性主义的胜利，而是女性主义被掏空的标志。

比安科也批评了身份政治的局限。虽然她完全支持边缘群体发声和被看见的重要性，但她认为当代身份政治往往陷入了”再现”（representation）的陷阱——关注谁坐在权力桌边，而不是质疑这张桌子本身的合法性。有更多女性CEO、女性政客、女性将军并不等于一个更自由的社会，如果这些女性维护着同样的压迫性系统。真正的女性主义不应该是让女性进入现有权力结构，而应该是改变或废除这些结构。

《打破束缚》也深入探讨了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政治现实。比安科认为，这一灾难性的倒退恰恰证明了”平等”框架的脆弱性。数十年来，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将堕胎权视为宪法保障的平等权利，但这种权利最终被证明可以被轻易撤销。比安科论证，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将生育自主视为不可让渡的自由而非可协商的权利，如果我们建立了支持这种自由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不是仅仅依赖法律判决，现在的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这不是在指责过去的活动家，而是在吸取历史教训，为未来的斗争提供不同的策略。

书的最后部分是一个激进的行动呼吁。比安科提出了具体的步骤，个人和集体可以如何开始实践”自由女性主义”。这包括建立女性中心、无等级的组织；发展互助网络和替代经济形式；创建支持激进生活方式的社区；在文化生产中想象和描绘不同的未来；在日常生活中拒绝性别规范和期望；最重要的是，建立跨越差异的联盟，基于共同的反压迫承诺而非共同的身份。

比安科的写作风格大胆而激情四射，毫不回避争议。她知道自己的论证会引起不适，特别是在那些将”平等”视为女性主义核心价值的人中间。但她认为，正是这种不适是必要的。女性主义运动如果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愿意质疑自己的基本假设，包括那些看似不证自明的原则。这不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而是对其初心的忠诚——女性主义从来不应该是要求进入压迫者的俱乐部，而应该是废除所有形式的压迫。

《打破束缚》是一本会引发强烈反应的书——有人会发现它解放性的，有人会觉得它危险。但无论读者是否同意比安科的所有论点，这本书都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女性主义最基本的概念和目标。在一个女性权利持续受到攻击，而主流女性主义似乎越来越无力应对的时代，比安科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更激进、更有想象力、或许也更有希望的视角。

这本书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批判，更在于它的愿景。比安科不是简单地拆解”平等”，而是试图为我们打开新的政治可能性。她邀请我们想象一个不是基于与男性”平等”，而是基于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免于压迫、在相互依赖中繁荣的社会。这个愿景可能显得遥远甚至不切实际，但正如比安科提醒我们的，历史上所有伟大的社会变革在实现之前都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女性主义的任务不是适应现实，而是改变现实。

归根结底，《打破束缚》是对女性主义运动的一次激情呼唤，要求它重新找回其激进潜力。比安科认为，女性主义不应该满足于在父权制的棋盘上移动棋子，而应该推翻整个棋盘。这需要勇气、想象力和对根本变革的承诺。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为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创造自由和尊严，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打破”平等”的束缚，勇敢地追求真正的自由。这本书是这一旅程的路线图，一个充满挑战但也充满希望的指南，指向女性主义运动的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