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进步的女性主义

在当代女性主义话语中，“进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善。从投票权到职场平等，从避孕权到生育自主,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常被叙述为一部不断进步的史诗。然而，英国作家、UnHerd专栏作家玛丽·哈灵顿在《反对进步的女性主义》中提出了一个激进而充满争议的论断:所谓的”进步”并非对所有女性都是好事,甚至可能正在将大多数女性推向更加脆弱的境地。这本2023年出版的著作,标志着一种自称为”反动女性主义”(reactionary feminism)的新思潮的诞生,它挑战了主流女性主义对技术、市场和个人自由的乐观态度,呼吁我们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对女性的影响。

哈灵顿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她的思想轨迹颇为独特。她在牛津大学获得英国文学一等学位,但之后的二十年里,她刻意回避写作,做过清洁工、公社成员、市场营销主管、互联网创业者、心理治疗师等各种工作,最终”意外地”回到写作。这种多元的生活经历赋予她一种罕见的视角——她既不是学院派理论家,也不是职业活动家,而是从普通女性的真实生活出发,观察女性主义话语与女性实际处境之间的鸿沟。她的文章常发表于《泰晤士报》《新政治家》《旁观者》等主流媒体,同时在UnHerd开设每周专栏,并在Substack上运营名为”反动女性主义者”的独立通讯。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可以概括为三个相互关联的主张。第一,女性解放主要不是道德进步的结果,而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条件变化的副产品。第二,我们已经从工业时代进入数字时代,技术正在将我们从自然限制和身体性别差异中”解放”出来,但这种”解放”主要惠及精英阶层,同时使女性身体、人类亲密关系和女性生育能力更容易被商品化。第三,当代”女性主义”已被富裕的白领女性所垄断,她们以代表所有女性的名义推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却对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无论男女——挥舞”女性主义”这个大棒。

从工业革命到性革命的物质基础。哈灵顿首先挑战的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叙事:女性解放是启蒙价值和人权理念胜利的结果。她认为,这种道德主义的历史观忽视了更根本的物质因素。在前工业社会,人类生活高度依赖体力劳动,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尤其是女性的生育能力和相对较弱的体力——决定了相当严格的性别分工。女性不是因为”观念落后”而被限制在家庭领域,而是因为在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中,怀孕、哺乳和照顾幼儿与大多数生产活动存在实际冲突。

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机器取代了大部分需要体力的工作,工厂生产不再像农业那样与家庭生活紧密结合。更重要的是,避孕技术的出现使女性第一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生育。哈灵顿强调,正是这些物质条件的变化——而非观念的”进步”——使女性进入公共领域、追求教育和职业成为可能。那些我们视为女性主义胜利的里程碑——妇女选举权、同工同酬、教育平等——都是建立在工业化创造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但哈灵顿并不因此庆祝工业化。相反,她指出,工业化在”解放”女性的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将人类生活日益市场化的过程。在前工业社会,家庭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内部的劳动——烹饪、纺织、照顾老幼——虽然未被市场承认,但对家庭生存至关重要,因此具有实质性的价值和权力。工业化将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从家庭转移到工厂和市场,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被抹去,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相应下降。当女性主义者要求女性进入职场以获得”解放”时,她们实际上是在接受一个前提:只有市场认可的劳动才有价值。

从性革命到生育技术的承诺与陷阱。如果说工业革命是第一次”解放”,那么20世纪中叶的性革命和避孕药的普及则是第二次”解放”。哈灵顿对此持高度批判态度。她认为,性革命的受益者主要是男性,而非女性。当性不再与生育必然相连,当”自由恋爱”成为新的规范,女性失去了传统社会中那些保护性的结构——婚姻承诺、男性对后代的经济责任、社区对性关系的监督。避孕药使女性承担起避孕的全部责任,而男性则从中获益,不再需要为性行为承担后果。

更糟糕的是,性革命为性和生育的进一步商品化铺平了道路。当性与婚姻、与生育分离,它就更容易成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色情产业的爆炸式增长、代孕的合法化、卵子和精子的商业化交易——所有这些都是在”个人自由”和”女性选择”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哈灵顿质疑,这真的是女性想要的”自由”吗?还是这只是让女性的身体更容易被市场利用?

哈灵顿对代孕问题尤其关注。在许多国家,商业代孕被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支持,理由是这给予了女性”选择”如何使用自己子宫的权利,同时帮助了那些无法生育的夫妇。但哈灵顿指出,代孕实际上是富人从穷人那里租用子宫——因为真正成为代孕者的,几乎总是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女性。代孕合同将怀孕和生育——这些最深刻的人类经验——简化为一系列可量化的条款:预付款、里程碑付款、违约赔偿。胎儿成为产品,子宫成为生产设施,母亲成为承包商。这难道不是对女性身体最极端的商品化吗?

精英女性主义与阶级盲点。哈灵顿最尖锐的批判指向当代主流女性主义的阶级性质。她认为,从19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运动日益被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白领工作的中产阶级女性所主导。这些女性的核心诉求是进入男性主导的职业精英阶层——成为CEO、律师、政治家、教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们需要摆脱传统的照顾责任,而这通常通过雇佣其他(往往是较贫穷的、有色人种的)女性来照顾她们的孩子、清洁她们的房屋、准备她们的食物来实现。

这种”女性主义”实际上强化了阶级不平等。当精英女性主义者庆祝”打破玻璃天花板”时,她们很少关注那些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天花板的女性——那些在快餐店、护理院、清洁公司工作的女性,那些做多份零工勉强维持生计的单亲母亲。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精英女性的”成功”往往建立在剥削其他女性的劳动之上。当一个女律师每天工作12小时时,是谁在照顾她的孩子?当一个女高管出差时,是谁在清洁她的家?答案往往是那些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没有职业晋升机会、工资微薄的女性。

哈灵顿还批评主流女性主义对技术的天真乐观。从避孕药到体外受精,从冷冻卵子到代孕,技术被描绘为解放女性的工具。但哈灵顿提醒我们注意,这些技术往往有双重效果。冷冻卵子技术使职业女性可以推迟生育,但它也使雇主更容易要求女性在生育年龄全身心投入工作,因为”反正你可以以后再生”。体外受精扩大了生育可能性,但它也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生育产业,将女性的卵子、子宫、胚胎都纳入商业交易。每一项”解放性”技术都同时是一种新的控制和商品化形式。

反动女性主义的政治主张。那么,哈灵顿提出的”反动女性主义”究竟主张什么?”反动”一词在当代政治话语中往往带有负面含义,意味着倒退、保守、反对进步。哈灵顿有意识地重新占有这个词汇,用它来表示一种对”进步”叙事的根本质疑,一种愿意从过去寻找智慧的态度。她的女性主义不是要回到19世纪,而是要质疑一个前提: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技术发展就等于人类福祉的提升。

具体而言,哈灵顿呼吁重新评价那些被现代社会贬低的劳动和实践,尤其是照顾工作。她认为,主流女性主义在追求职场平等时,实际上接受了父权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即只有有报酬的市场劳动才有价值。但照顾孩子、老人、病人,维护家庭和社区关系,这些工作难道不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的需求吗?为什么我们要贬低这些工作,认为它们是”不够好”的选择?

哈灵顿也质疑”选择”作为女性主义核心价值的局限性。当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往往将女性解放等同于”选择的自由”——选择工作还是在家,选择生育还是不生育,选择婚姻还是单身。但哈灵顿指出,在一个充满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许多所谓的”选择”实际上是被迫的。一个单亲母亲”选择”做三份零工不是因为她热爱工作,而是因为她需要养活孩子。一个年轻女性”选择”成为代孕者不是因为她觉得这有意义,而是因为她需要钱。将这些称为”自由选择”是对现实的扭曲。

此外,哈灵顿对跨性别运动持批判立场,这使她成为一个更具争议的人物。她认为,跨性别意识形态是”进步”逻辑的极端体现——它假设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完全超越生理性别,身体只是可以随意修改的”原材料”。但她警告,这种对身体的技术主义态度最终会伤害女性,因为它抹去了女性作为一个生理类别的现实,也就抹去了基于性别的压迫和歧视的物质基础。如果”女性”只是一种自我认同,那么基于女性生理现实的政治主张——如生育权利、月经平等、反性暴力——就失去了根基。

争议与反思。《反对进步的女性主义》自出版以来引发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哈灵顿勇敢地指出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盲点和阶级性质,她对技术商品化的批判尤其重要。批评者则认为她的”反动”立场实际上是在为父权制辩护,她对传统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某种怀念忽视了这些结构对女性的压迫。她对跨性别议题的立场更是使她被一些人标签为”跨性别排斥激进女性主义者”(TERF)。

从理论上讲,哈灵顿的论述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她对工业化前社会的描述可能过于浪漫化。虽然她正确地指出家庭劳动在那时具有经济价值,但她似乎淡化了前现代社会中女性受到的法律和社会限制——无财产权、无政治权利、婚姻中的从属地位、有限的教育机会。其次,她的阶级分析虽然尖锐,但解决方案相对模糊。批判精英女性主义的阶级性是一回事,提出一个真正能够服务于工人阶级女性的政治纲领是另一回事,而后者在书中并不充分。

然而,哈灵顿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当”进步”主要惠及少数精英,当”自由”变成商品化的遮羞布,当技术发展使人类最私密的经验都可以被买卖,我们还应该无条件地拥抱”进步”吗?她的批判迫使我们思考,女性主义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是让少数女性进入权力阶层,还是改造这个权力结构本身?是让女性在市场上与男性平等竞争,还是质疑市场逻辑对人类生活的统治?

《反对进步的女性主义》也提醒我们,女性主义内部的多元性和分歧。女性主义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充满张力和辩论的思想传统。自由派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每一种都对女性压迫的根源和解放的路径有不同理解。哈灵顿的”反动女性主义”加入了这场持续的对话,即使我们不同意她的所有主张,她提出的问题——关于技术、市场、身体、阶级——都值得认真对待。

这本书对当下中国语境也有特殊的启示意义。中国正在经历快速的现代化和数字化,女性面临着与西方相似但又独特的挑战:生育率下降与生育政策的转变,职场性别歧视与婚育惩罚,家庭照顾责任的不平等分配,代孕和辅助生殖技术的灰色地带。哈灵顿对”进步”的质疑提醒我们,在拥抱技术和市场化时保持警惕,在追求职场平等时不要贬低照顾劳动,在强调个人选择时不要忽视结构性约束。

最终,《反对进步的女性主义》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答案,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迫使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假设。它是一本充满挑衅的书,一本会让许多读者不舒服的书,但也正因如此,它是一本重要的书。在一个”进步”似乎成为不可质疑的信条的时代,哈灵顿提醒我们,真正的批判性思考需要敢于质疑主流叙事,即使这意味着被贴上”反动”的标签。对于任何关心女性主义未来方向的人来说,这本书都值得认真对待——无论你最终是否同意它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