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焰之花：韩国女性主义运动内幕及其对全球女性权利的意义

当全球MeToo运动在2017年爆发时,西方媒体的聚光灯主要照向好莱坞、华尔街和硅谷。然而,在太平洋彼岸的韩国,一场同样激烈甚至更加彻底的女性主义革命正在展开——成千上万的女性走上街头,挑战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推翻持续数十年的堕胎禁令,扳倒包括总统候选人在内的权势男性,发起一场对抗无处不在的偷拍犯罪的全民战争。这场运动的力度、组织程度和取得的成果,都远超西方观察者的想象。然而,韩国女性主义者的声音在全球性别平等的对话中却长期被边缘化,她们的故事鲜为西方世界所知。郑夏媛的《烈焰之花》正是要改变这一状况,将这场开创性的运动带到世界的视野中。

郑夏媛是讲述这个故事的理想人选。作为法新社前首尔记者,她在韩国和朝鲜半岛问题上拥有超过十年的报道经验。她在韩国出生长大,在密苏里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成为国际通讯社记者。在法新社工作期间,她见证并报道了2011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其子金正恩接班、韩国总统弹劾案、K-pop在世界舞台的崛起等重大事件。但她最引以为豪的,是对韩国MeToo运动的报道——这一系列报道在2019年亚洲出版商协会编辑卓越奖中入围。她的评论和分析文章发表于《纽约时报》《半岛电视台》《BBC》等国际媒体。现在,她往来于韩国和德国之间,继续关注和书写女性权利议题。

《烈焰之花》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隐喻,对抗西方对亚洲女性的刻板印象。长久以来,亚洲女性在西方想象中往往被塑造为温顺、娇弱、顺从的”娇花”——无论是殖民时代的”蝴蝶夫人”形象,还是当代流行文化中的”萌妹子”刻板印象。郑夏媛要告诉世界:韩国女性不是娇花,她们是烈焰——燃烧的、战斗的、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标题同时呼应了韩国女性主义运动本身的激进性和战斗性,她们不是在请求平等,而是在要求平等;不是在等待施舍,而是在夺取权利。

这本书采用了报道文学的形式,将宏观的社会运动与微观的个人故事交织在一起。郑夏媛不仅分析政策、法律和统计数据,更重要的是,她让读者听到运动参与者的声音,看到她们的面孔,理解她们的恐惧、愤怒、勇气和胜利。书中跟随的主要人物包括:点燃韩国MeToo运动的精英检察官,她冒着职业生涯毁灭的风险,公开指控上司性骚扰;领导反偷拍运动的年轻女性活动家,她们发明新的抗议策略,迫使当局认真对待科技性暴力;在堕胎权斗争中站出来分享自己故事的女性,她们打破社会禁忌,为所有女性争取身体自主权。

韩国MeToo运动的引爆点是2018年1月,当时年仅29岁的检察官徐志贤在电视直播中公开指控高级检察官安泰根性骚扰她。这在韩国是史无前例的——一个初级女性检察官,在等级森严、男性主导的司法系统中,公开挑战权力远高于她的男性上司。徐志贤知道她可能因此断送职业生涯,甚至可能面临诽谤诉讼(在韩国,即使性骚扰指控属实,受害者仍可能因”损害名誉”被起诉)。但她还是选择了发声,因为她相信,如果连她这样受过高等教育、拥有法律专业知识、在精英机构工作的女性都无法获得正义,那些更脆弱的女性又该如何?

徐志贤的勇敢行动如同火星落入干柴。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成千上万的韩国女性站出来分享自己的MeToo故事——演员、作家、学者、运动员、普通职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女性开始打破沉默。她们的故事揭示了韩国社会性别暴力的普遍性和系统性:职场性骚扰被视为常态,受害者被告知要”理解”和”包容”;大学教授利用权力关系性侵女学生,学校选择掩盖而非调查;文化界的”大师”们性剥削年轻女性,业界以”艺术”为名纵容。

但韩国MeToo运动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揭露,更在于其要求问责的决心和取得的实际成果。多名高层男性——包括前忠清南道知事、著名诗人、戏剧导演、电影导演——因性暴力指控被迫辞职、受到法律调查,一些人最终被判刑。更重要的是,运动推动了制度性改革:性骚扰法律得到强化,工作场所必须设立举报机制,对受害者的法律保护得到改善。这些都不是政府的恩赐,而是女性通过集体行动争取来的。

与MeToo运动平行发展的,是一场针对”偷拍”(molka)犯罪的大规模抗议。在韩国,偷拍和非法传播女性私密影像是一个猖獗的问题——公共厕所、更衣室、地铁、酒店,针孔摄像头无处不在;前男友、同事、陌生人都可能将女性的私密影像上传到色情网站。受害者数以万计,而警方和司法系统的反应却极其迟缓。更令人愤怒的是,当偷拍者是男性而受害者是女性时,警方往往以”很难找到嫌疑人”为由不了了之;但当极少数情况下偷拍者是女性而”受害者”是公众人物男性时,警方却能在几小时内破案。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激怒了韩国女性。

2018年5月到10月,连续六个月,每个月都有数万名女性聚集在首尔市中心的光化门广场,高举”我的生活不是你的色情”的标语,要求警方和司法系统平等对待偷拍案件,要求科技公司承担起监管平台的责任,要求社会认真对待科技性暴力。这些抗议的规模是惊人的——有的集会参与者超过7万人,成为韩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女性抗议活动之一。郑夏媛详细记录了这些抗议的组织过程:年轻女性活动家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动员参与者,如何设计标语和口号,如何与警方谈判,如何应对反女性主义者的反击,如何在运动内部处理分歧。

这场运动取得了具体成果。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偷拍犯罪调查部门,在公共厕所安装监测设备,网络平台加强了对非法性内容的审查和删除。更重要的是,社会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偷拍不再被视为”男孩的恶作剧”或”无伤大雅的玩笑”,而是被认识为严重的性暴力犯罪。受害者也不再被要求保持沉默和羞耻,而是被鼓励报警和寻求支持。

第三个重要战场是堕胎权。韩国从1953年开始禁止堕胎,将其定为刑事犯罪,医生和孕妇都可能因此入狱。虽然这一法律在实践中执行不严格——每年仍有数万例堕胎发生——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根本否定,并使女性在寻求堕胎时处于极其脆弱的地位:她们无法获得安全、合法的医疗服务,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无法在出现并发症时寻求帮助,还可能面临敲诈和剥削。

2019年,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堕胎禁令违宪,要求国会在2020年底前修改法律。这一历史性胜利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数十年女性主义运动积累的结果,更是近年来年轻一代女性激进行动的直接成果。郑夏媛记录了推动这一变革的女性们的故事:那些公开分享自己堕胎经历的女性,她们冒着社会羞辱和法律风险,打破禁忌,让堕胎从不可言说的”罪恶”变成需要讨论的公共卫生议题;那些进行法律挑战的女性主义律师和活动家,她们一次次向法院提交诉讼,直到最终获胜;那些在街头抗议的年轻女性,她们穿着黑色衣服,手持衣架(象征不安全堕胎),要求”我的身体我做主”。

郑夏媛特别强调了这些运动中女性采用的创新策略和组织形式。与传统的、等级化的社会运动不同,韩国年轻女性主义者大量使用社交媒体和数字工具来组织和动员。她们在Twitter、Instagram、女性专属网络论坛上分享信息、协调行动、提供情感支持。她们发展出新的抗议形式:比如在反偷拍抗议中,她们模仿警方对男性受害者案件的快速反应,用扩音器喊出”女性也是人”,讽刺警方的双重标准。她们还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网络骚扰和现实报复:使用假名、加密通讯、互相守望。

但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庆祝胜利的纪念册,它也诚实地记录了韩国女性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和内部张力。反女性主义的反扑是激烈的:网络上充斥着对女性主义者的仇恨言论和死亡威胁;一些男性组织起来,声称男性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指责女性主义是”性别战争”;极右翼政客利用性别议题进行政治动员。2022年,保守派候选人尹锡悦当选总统,他的竞选策略之一就是迎合年轻男性对女性主义的不满,承诺废除性别平等部。这显示了性别平等之路的艰难和反复。

运动内部也存在分歧。最显著的是围绕跨性别权利的辩论。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跨性别女性不应被纳入女性空间和女性运动,因为她们的生理和社会化经历与顺性别女性不同。这一立场导致了激烈的内部冲突,一些跨性别女性和支持她们的盟友退出了某些女性主义组织。郑夏媛没有简单地站队,而是呈现了不同观点,并思考这一争议对运动团结和有效性的影响。

书中还探讨了阶级和代际的分歧。年轻、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往往是运动的主力,但她们的诉求和策略不一定符合农村女性、老年女性、工人阶级女性的现实和需求。MeToo运动主要集中在白领职场和文化界,而在工厂、餐饮业、护理业等蓝领行业中普遍存在的性骚扰则较少受到关注。堕胎权运动强调”选择”,但对于许多贫困女性来说,问题不仅是法律上能否选择堕胎,还包括能否负担得起安全的堕胎服务,以及能否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来抚养孩子。如何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所有女性的运动,仍是未竟的任务。

郑夏媛将韩国的经验置于全球女性主义运动的语境中,探讨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意义。她指出,韩国女性面临的许多问题——性暴力、科技性剥削、生育控制、法律系统的性别偏见、受害者被质疑而施暴者被同情——在世界各地都存在。韩国女性的斗争策略和成果可以为其他国家的女性提供启示和鼓舞。同时,她也批判了西方女性主义话语的局限性:它往往假设西方是进步的、东方是落后的,西方女性在”拯救”东方女性,而忽视了非西方女性的能动性、创造力和独特贡献。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韩国女性主义运动比西方更激进、更有组织、更有成效。韩国女性不是被动地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输入”,而是基于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发展出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比如,“脱-胎-腐”(脱离束缚、胎儿崇拜和腐败)运动,年轻女性拒绝化妆、拒绝婚恋、拒绝生育,以此抗议消费主义对女性身体的剥削、母职的强制性和腐败的性别制度。这种激进的拒绝策略在西方较少见,它挑战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选择”的强调,指出在深刻不平等的社会中,有时拒绝参与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动。

《烈焰之花》也是对韩国现代史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分析。郑夏媛追溯了韩国父权制的历史根源:儒家文化传统对女性的贬抑,殖民和战争时期对女性身体的暴力(包括”慰安妇”制度),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对女性劳动的剥削,军事独裁统治对所有异议的压制(包括早期女性主义运动)。她也分析了当代韩国社会的矛盾:它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有着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和流行文化,但同时也是性别不平等最严重的发达国家之一——性别工资差距巨大,女性政治代表性极低,对女性的暴力普遍存在。

这种矛盾部分源于韩国现代化的特殊模式:在威权政府主导下的快速经济发展,虽然带来了物质繁荣,但也强化了等级制和家长制文化。财阀主导的经济结构,使得权力和资源高度集中,而性别平等、劳工权利等议题长期被视为发展的障碍。只有在1987年民主化之后,社会运动才有了更大的空间,女性主义运动也才真正兴起。但即使在民主制度下,深层的文化和结构性性别不平等仍然顽固存在,这正是近年来年轻女性如此激进和愤怒的原因——民主和发展的承诺并未给她们带来真正的平等。

郑夏媛的写作风格兼具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和文学叙事的感染力。她的句子清晰、有力,充满具体的细节和生动的场景。读者可以感受到抗议现场的热烈和紧张,可以听到受访者声音的颤抖和坚定,可以理解运动参与者的复杂情感——恐惧与勇气、愤怒与希望、疲惫与坚持的交织。她也不回避自己作为记者和韩国女性的双重身份带来的复杂性:她既是观察者也是内部人,既要保持新闻客观性也无法否认个人的情感牵连。这种诚实的自我反思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性和深度。

这本书对中国读者有着特殊的意义。虽然中韩两国的历史、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有很大不同,但两国女性面临的许多问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父权文化的持续影响,快速现代化带来的性别角色混乱,职场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科技性暴力的泛滥,生育控制和身体自主权的斗争,女性主义者面临的污名化和攻击。韩国女性的抗争经验——她们如何组织、如何发声、如何面对打压、如何取得胜利——可以为中国女性提供灵感和参考。

同时,这本书也提醒我们,女性主义运动不是西方的专利,东亚女性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议程、自己的策略。长期以来,全球女性主义话语被英语世界主导,非西方女性的经验和理论往往被边缘化或被简化为”文化特殊性”。《烈焰之花》通过详细、深入地呈现韩国女性主义运动,挑战了这种中心-边缘的权力格局,坚持韩国女性的故事不仅对韩国重要,对全世界都重要。

在书的结尾,郑夏媛回到标题的隐喻:花与火。花看似脆弱,实则坚韧,能在最恶劣的环境中生长;火看似毁灭性,实则净化和重生。韩国女性主义者既是花也是火——她们在父权制的压迫下依然生长,并以她们的怒火烧毁旧秩序,为新世界的诞生开辟空间。这不仅是韩国女性的故事,也是全世界女性的故事。无论在哪里,女性都在以各种方式抵抗、生存、绽放、燃烧。

《烈焰之花》是一本重要的、及时的、鼓舞人心的书。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社会变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自下而上的抗争;性别平等不会自动到来,而需要一代又一代女性的勇敢和牺牲;全球女性主义运动需要倾听和学习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女性的声音和经验。对于任何关心性别正义、社会运动和当代韩国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读之作。而对于所有在父权制下生活、斗争、坚持的女性来说,这本书是一个提醒: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斗争是相连的,我们不是娇花,我们是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