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女神:女性、报复与正义

在神话和历史中,女性的故事往往以她们的身体成为暴力的场所而告终。但也有一些备受赞颂的故事——真实的和虚构的——讲述女性如何反击。当保护她们的制度——政府、警察、法院——完全失败时,当她们面临生死威胁时,女性是否有权使用致命武力来保护自己?这种暴力是自卫还是复仇?是正义还是犯罪?艾美奖获奖记者伊丽莎白·弗洛克在她2024年出版的《复仇女神:女性、报复与正义》中,通过三个真实女性的深入叙事,探讨了这些令人不安但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不仅是一本关于暴力的书,更是一本关于当系统性压迫使女性别无选择时,她们如何为生存、安全和自由而战的书。

伊丽莎白·弗洛克是一位艾美奖获奖记者和作家,专注于报道女性和正义斗争的故事。她的作品曾发表在《纽约客》、《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PBS新闻一小时和Netflix等媒体。她是PBS新闻一小时的记者,也曾是《福布斯印度》杂志的调查记者。她的第一本书《变动的心海:孟买的爱与婚姻》(The Heart Is a Shifting Sea)获得了鹦鹉螺图书奖,该奖项表彰启发和产生影响的书籍。在那本书中,她花了近十年时间跟踪印度孟买的三对夫妇,记录他们如何在传统与21世纪全球文化碰撞的时刻导航婚姻和关系。她对长期深入报道的承诺、对细节的关注以及对受访者的同理心,在《复仇女神》中同样明显——她再次花费数年时间嵌入家庭、社区和组织,在美国、印度和叙利亚进行实地研究,以非凡的细腻和复杂性讲述这三个女性的故事。

《复仇女神》聚焦三个女性,她们在三个不同国家、三种不同情况下使用了致命武力:布列塔尼·史密斯,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史蒂文森的年轻女性,她杀死了她说强奸她的男人,但被拒绝获得”立足之地”法的保护;安古里·达哈里亚,印度北方邦一个帮派的领导者,致力于为家庭暴力受害者复仇;以及奇切克·穆斯塔法·齐博,叙利亚一支数千人全女性民兵组织的战士,与ISIS作战。每个女性都选择使用致命武力来获得权力、安全和自由,当本应保护她们的制度完全失败时。每个女性都因其行为而受到批评,被那些认为暴力永远不是答案的人。

布列塔尼·史密斯的故事始于2018年1月的一个晚上,在阿拉巴马州史蒂文森——一个小镇,人口只有两千人,深植于美国南方的保守文化中。布列塔尼是一位年轻的单身母亲,在沃尔玛工作以维持生计。那天晚上,她的熟人托德·史密斯(不是亲戚)来到她家。根据布列塔尼的说法,托德在她哥哥克里斯在场的情况下强奸了她。之后,当托德变得暴力和威胁时,布列塔尼拿出一把枪并射杀了他。她立即报警,以为作为强奸和暴力攻击的受害者,她会得到保护。但现实完全相反。

警察到达后,不是将布列塔尼视为受害者,而是立即将她当作嫌疑人。他们质疑她的强奸指控,暗示她撒谎或夸大。他们没有进行强奸取证检查。他们逮捕了她,指控她谋杀。阿拉巴马州有一项”立足之地”法,允许人们在面临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威胁时使用致命武力进行自卫,而无需首先试图撤退。但检察官和后来的法官拒绝给予布列塔尼这项保护。在审前听证会上,法官裁定她不能使用”立足之地”法作为辩护,这意味着她将面临谋杀审判,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弗洛克以令人心碎的细节记录了布列塔尼的考验——逮捕、监禁、保释斗争、审前听证、媒体关注、公众评判。她展示了刑事司法系统如何在每一步都对布列塔尼不利:警察不相信她;检察官将她描绘成撒谎者;法官拒绝她的自卫主张;陪审团从未听到她的完整故事,因为她最终接受了认罪协议以避免可能的终身监禁。布列塔尼被定罪,判处20年监禁,尽管她坚持认为她是在自卫。

布列塔尼的案例揭示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深刻的性别和阶级偏见。“立足之地”法在阿拉巴马州和其他州经常被用来为(通常是白人)男性的暴力辩护,特别是在涉及枪支的情况下。但当女性——尤其是工人阶级女性、黑人女性、土著女性——声称自卫时,她们往往不被相信,不被保护。系统假设她们是侵略者而非受害者,即使证据明显表明她们面临真实威胁。这种偏见植根于性别刻板印象:女性被认为是被动的、非暴力的;如果一个女性使用暴力,她一定是疯狂的、邪恶的或撒谎的,因为”真正的”受害者不会这样做。这种逻辑完全忽视了女性在面临男性暴力时的现实——她们经常处于身体劣势,她们可能没有”逃跑”的选择,她们可能正当地害怕自己的生命。

安古里·达哈里亚的故事将我们带到印度北方邦——印度人口最多、也是性别暴力发生率最高的州之一。安古里是一个达利特(贱民)女性,属于印度种姓制度中最边缘化的群体。她在极端贫困中长大,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暴力——见证她的母亲被父亲殴打,自己被强奸,被迫进入童婚。在这样的生活中,她本可以成为另一个被暴力摧毁的女性统计数据。但相反,她成为了一个帮派的领导者,被称为”古拉比帮”(粉红帮,以成员穿的粉红纱丽命名),致力于为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的受害者伸张正义。

古拉比帮的运作方式直接而有力:当一个女性来找她们,说她被丈夫殴打、被强奸、被家庭虐待时,帮派成员会去找施暴者——通常是一大群穿着粉红纱丽、手持棍棒的女性——并要求他停止。如果他拒绝,他们会殴打他。如果他继续,他们会升级。他们也去警察局、法院,要求对施暴者采取行动,在官僚拒绝帮助时羞辱他们。他们为受害者提供庇护、法律援助、经济支持。他们创造了一个空间,让在其他地方没有声音或权力的女性可以寻求帮助和正义。

弗洛克描述了安古里和古拉比帮的工作既令人钦佩又令人不安。一方面,她们填补了国家完全失败的空白——警察对女性的暴力投诉往往不予理睬或腐败,要求贿赂才行动;法院缓慢且不可及,特别是对穷人;社会规范往往将家庭暴力视为私人问题,而不是犯罪。在这种真空中,古拉比帮提供了即时的、可见的正义。她们让施暴者承担责任,她们为受害者赋权,她们改变了权力动态。另一方面,她们的方法是法外的——她们使用暴力、威胁、有时是勒索。她们不遵循法律程序或正当程序。这引发了困难的问题:当国家不能或不愿意提供正义时,私刑正义是合理的吗?谁来决定谁应该受到惩罚以及如何惩罚?如果每个人都执行自己版本的正义,社会会发生什么?

安古里的故事也揭示了暴力如何成为生存和抵抗的工具,特别是对于最边缘化的女性。作为一个达利特女性,安古里在印度社会的所有权力结构之外——她因种姓、性别和阶级而受到歧视。系统不是为了保护像她这样的女性而设计的;事实上,它经常是压迫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暴力——或暴力威胁——成为获得尊重、安全和某种程度自主权的手段。古拉比帮的粉红纱丽和棍棒不仅仅是象征;它们是实际的工具,重新配置了谁拥有权力以及谁可以使用武力。

奇切克·穆斯塔法·齐博的故事将我们带到叙利亚内战和库尔德女子保护部队(YPJ)的战场——一个全女性民兵组织,与ISIS和其他武装团体作战。奇切克是一名年轻的库尔德女性,她加入YPJ不仅是为了保卫她的社区,也是为了争取库尔德人的自决权和女性解放。YPJ是一个独特的组织,明确致力于女性主义原则——它不仅允许女性战斗,而且将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作为其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核心。

弗洛克嵌入YPJ战士中,记录她们的训练、战斗、日常生活以及她们对为何战斗的理解。这些女性——其中许多人十几岁或二十出头——面临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她们与ISIS作战,ISIS特别针对女性战士,既是因为她们的象征价值(对于ISIS的极端父权意识形态,女性战士是终极侮辱),也是因为她们的有效性(YPJ在解放被ISIS占领的领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拉卡)。但YPJ战士不仅将自己视为士兵;她们将自己视为革命者,为一个女性拥有真正权力和自由的世界而战。

奇切克和她的同志们的故事引发了关于暴力、解放和女性代理权的不同问题。与布列塔尼(为自卫而杀人)和安古里(为他人伸张正义而使用暴力)不同,YPJ战士参与的是有组织的军事冲突,作为更大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她们的暴力不是反应性的而是战略性的,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她们战斗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领土、政治权力和社会变革。这使她们的暴力在某种程度上更具合法性(战争中的战斗在国际法下被接受),但也引发了关于女性解放是否能够或应该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的问题。

弗洛克不回避这些叙事中的矛盾和复杂性。她展示了YPJ既赋权又剥削:它为女性提供了在保守、父权社会中很少获得的教育、训练、目的和社区;但它也将年轻女性送入致命危险,其中许多人死亡或严重受伤。她探讨了YPJ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与库尔德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场斗争是关于女性解放还是关于库尔德自决?如果库尔德自治政府建立但保持父权结构会发生什么?女性在武装斗争中的参与是否会导致和平时期更大的性别平等,还是她们会被期望回到传统角色?

贯穿这三个叙事的是关于女性、暴力和正义的基本问题。首先,当制度保护失败时会发生什么?布列塔尼、安古里和奇切克都生活在法律、警察和法院未能保护女性免受暴力侵害的背景下——无论是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小镇、印度北方邦的村庄,还是叙利亚的战区。在每种情况下,女性面临着真实的、致命的威胁,而国家要么无法要么不愿意干预。在这种真空中,女性做出了选择:她们可以接受她们的受害者身份,或者她们可以反击。她们选择了反击。

其次,女性是否有使用暴力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对女性暴力有深刻的不适。女性被社会化为养育者、和平缔造者、非暴力者。当女性使用暴力时,她们违反了性别规范,这使她们受到比男性更严厉的评判。男性暴力,虽然往往受到谴责,但也经常被理解或甚至被赞美,特别是在某些背景下(自卫、战争、保护家人)。但女性暴力被视为不自然的、可怕的、病态的。弗洛克挑战这种双重标准,问:如果男性有自卫的权利,为什么女性没有?如果男性可以为正义而战,为什么女性不能?如果暴力在某些情况下对男性来说是合理的,为什么对女性来说不是?

第三,暴力有效吗?这是《复仇女神》最困难和最有争议的问题。弗洛克不提供简单的答案。她展示了这些女性的暴力行为的矛盾结果。布列塔尼杀死了她的强奸犯,从而保护了自己免受进一步伤害,但她最终入狱,失去了自由和儿子。她的案例确实引起了媒体关注和公众辩论,关于”立足之地”法如何不平等地应用,但它没有改变法律或系统。古拉比帮为无数女性提供了保护和正义,她们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但她们的方法也延续了暴力循环,并没有解决贫困、种姓歧视和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YPJ在战场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帮助击败了ISIS并为库尔德自治创造了空间,但许多女性战士死亡,而在冲突后的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仍不确定。

弗洛克建议,暴力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必要和合理的——它可以在危险时刻拯救生命,它可以提供某种程度的正义和问责,它可以赋权并改变权力动态。但暴力本身不能创造系统性变革。布列塔尼、安古里和奇切克的行为是对失败系统的症状和回应,但它们不能修复这些系统。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结构性变革:执行保护女性的法律;警察和法院认真对待女性的暴力投诉;解决使女性易受暴力侵害的贫困、不平等和歧视;挑战使暴力侵害女性正常化的文化规范;创造真正的性别平等,在这种平等中,女性拥有真正的权力、资源和安全。

但弗洛克也认识到,在等待这些系统性变革的同时,女性现在正在遭受痛苦和死亡。这就是《复仇女神》的悲剧张力:我们如何在承认暴力不是长期解决方案的同时,也承认它有时是生存的唯一选择?我们如何在谴责使女性暴力成为必要的系统的同时,也支持做出这些不可能选择的女性?

从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看,《复仇女神》与关于女性代理权、抵抗和暴力的长期辩论产生共鸣。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应该拒绝暴力,将其视为父权压迫的工具,并倡导非暴力抵抗和建设和平的替代方案。其他人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暴力可能是必要和解放的,女性有权以男性一直做的相同方式保护自己和争取正义。弗洛克没有试图解决这场辩论,而是通过真实女性的复杂故事来说明它,表明没有简单的答案。

这本书也体现了交叉女性主义的原则。它展示了性别如何与种姓(安古里)、种族和阶级(布列塔尼)、民族和宗教(奇切克)交织,创造独特的脆弱性和抵抗形式。它认识到不是所有女性都平等地获得司法或保护——边缘化女性,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穷女性、土著女性,面临着额外的障碍和危险。它坚持认为,性别正义不能与种族正义、经济正义和其他形式的解放斗争分开。

对于中国读者,《复仇女神》提供了关于正义、暴力和女性权利的深刻见解,这些见解具有全球共鸣。虽然具体的法律和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但潜在的问题是普遍的:当女性面临暴力时,国家未能保护她们会发生什么?女性如何在不平等的系统中寻求正义?暴力在自卫和解放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任何地方都相关,女性继续面临系统性暴力和歧视。

弗洛克的叙事方法——深入、长期、同理心——也是这本书力量的关键。她不将这些女性简化为象征或统计数据;她将她们呈现为完整、复杂的人,有历史、关系、恐惧、希望和矛盾。她让我们理解她们为什么做出她们所做的选择,即使我们可能不同意这些选择。她挑战我们超越简单的谴责或赞美,进行更深入、更细腻的伦理和政治思考。

伊丽莎白·弗洛克的《复仇女神:女性、报复与正义》是一部勇敢、挑衅和至关重要的作品。它迫使我们面对关于正义、暴力和女性安全的不舒服的问题。它挑战我们检查我们的假设和偏见。它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女性的生命、安全和代理权。对于任何对女性主义、正义、自卫或仅仅是三个非凡女性的真实故事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读之作。它提醒我们,在一个继续对女性施加暴力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询问不仅她们如何生存,而且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她们首先不需要反击的世界。正如弗洛克所写:“问题不是女性是否应该使用暴力。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她们必须这样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