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妖婆：中年女性的妖魔化

四十岁以上的女性有什么特质,能够激怒——几乎所有人?在过去几年中,随着身份政治的盛行,中年女性发现自己被谈论和书写为道德低劣的存在:她们是偏执、特权和自私的代表,应该被忽视、被同情或被辱骂。在《老妖婆》中,维多利亚·史密斯探问为什么这些女性会遭受如此积极的蔑视。每一章节采用不同的主题——照护劳动、美丽、暴力、政治组织、性——并将其与中年女性的信念、身体、历史和选择联系起来。史密斯追溯她所描述的态度在历史中的演变,并探索为何这种特定类型的厌女症在当下如此盛行。其结果是一本引人入胜、富有洞察力、机智且恰逢其时的著作。

维多利亚·史密斯,笔名Glosswitch,是一位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和评论员,拥有德国文学博士学位,对浪漫主义和黑暗童话特别感兴趣。她创办了广受欢迎的女性主义通讯”The OK Karen”,专注于中年女性的女性主义经验。她的文章定期出现在《批评家》杂志上,探讨女性议题、育儿和心理健康,同时也为《新政治家》《独立报》《UnHerd》等媒体撰稿。她的第一部著作《老妖婆》入围2023年Nero图书奖,第二部著作《不友善》(Unkind)探讨”善良”话语如何巩固性别歧视,于2025年2月出版。史密斯住在切尔滕纳姆,她的推特账号@glosswitch以尖锐的女性主义评论而闻名。

“老妖婆”(Hag)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诅咒和历史的见证。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欧洲,年长女性,尤其是那些独立、有主见、掌握传统知识(如助产术、草药医学)的女性,经常被指控为女巫而遭受迫害。“老妖婆”是父权制对拒绝顺从的老年女性的污名化标签——她们不再年轻美丽,不再有生育价值,因此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失去了”用处”,成为可以被嘲笑、恐惧和消灭的对象。史密斯重新占有这个侮辱性词汇,将其作为分析当代厌女症的透镜,揭示中年女性面临的特殊形式的压迫不是新现象,而是古老模式的现代重演。

史密斯的核心论点是:在当代身份政治和进步话语中,中年女性,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中年女性,被建构为万恶之源——她们是”凯伦”(Karen),是种族主义的化身;她们是”TERF”(跨性别排斥激进女性主义者),是跨性别权利的最大障碍;她们是”白人女性主义者”,是交叉性女性主义的敌人;她们是既得利益者,是阻碍进步的反动力量。这种妖魔化并非来自保守派或明显的厌女者,而是来自自称进步的、左翼的、甚至女性主义的群体。这使得它更加隐蔽、更难反驳,也更具伤害性。

在关于照护劳动的章节中,史密斯分析了一个残酷的矛盾:中年女性往往是家庭和社会照护体系的支柱——她们照顾孩子、照顾年迈的父母、照顾生病的配偶、在护理和教育等低薪照护职业中占主导地位——但她们的这些劳动被视为理所当然,她们本身却被认为缺乏同理心和关怀能力。“凯伦”的刻板形象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一个中年白人女性,被描绘为自私、苛刻、要求过高,总是在”投诉经理”。但史密斯指出,这个污名化的形象掩盖了现实:许多所谓的”凯伦”行为——比如为孩子争取权利、对糟糕的服务提出抱怨、在公共空间维护自己的安全——实际上是女性试图在结构性不平等中为自己和他人争取基本尊重的努力。

更阴险的是,对”凯伦”的嘲笑让女性的合理关切变得不可表达。如果一个女性抱怨性骚扰、种族歧视或任何不公正,她可能被贴上”凯伦”的标签,从而使她的抱怨失去合法性。这种机制特别有效地让中年女性噤声,因为她们已经在文化中被边缘化,缺乏年轻女性的”可取性”所赋予的某种社会资本,也缺乏老年女性的”无害祖母”身份所提供的某种豁免。中年女性处于可见性的最低点,她们的声音最容易被忽视,她们的关切最容易被嘲笑。

在关于美丽的章节中,史密斯探讨了中年女性与衰老身体的复杂关系。在一个将女性价值与年轻和美丽等同的文化中,衰老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存在性危机。皱纹、白发、体重增加、皮肤松弛——这些自然的衰老迹象在女性身上被视为失败,需要被隐藏、修正或羞愧。美容产业、整形外科、“抗衰老”产业,都建立在女性对衰老的恐惧之上。中年女性面临不可能的选择:如果她们试图保持年轻外表(染发、化妆、整容),她们被嘲笑为虚荣、绝望、“老当益壮”;如果她们接受自然衰老,她们被认为”放弃自己”,不再值得被看见或被欲望。

但史密斯指出,这不仅仅是关于个人选择或自尊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对女性衰老的恐惧和厌恶深深嵌入父权资本主义中。女性的价值与她们的性吸引力和生育能力紧密相连;一旦这些被认为消失了,女性就变得”无用”。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年女性的可见性如此之低——她们不再适合被凝视的对象,因此可以被文化上”消失”。同时,这种不可见性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一种压迫(被忽视、被边缘化),也可能是一种解放(从男性凝视的暴政中解脱,不再需要取悦)。史密斯承认这种矛盾,但拒绝将其浪漫化——不可见性不应该是女性必须”享受”的东西,而是需要被挑战的不公正。

关于暴力的章节是全书最令人不安的部分之一。史密斯记录了针对中年女性的特殊形式的暴力和威胁,尤其是在网络上。当中年女性,特别是那些敢于表达女性主义观点的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时,她们面临大量的仇恨、威胁和骚扰。这些攻击经常带有性别和年龄的双重维度:她们被称为”丑陋的老母狗""过期的妇女""应该被强奸的老太婆”。攻击者,包括一些自称进步或女性主义的人,似乎认为中年女性不配得到基本的尊重或安全,她们的观点可以被暴力地消音,她们的身体可以被想象性地侵犯而不会引起道德反感。

更糟糕的是,当这些女性报告她们受到的虐待时,她们经常不被认真对待。警方、平台、甚至一些女性主义团体,可能会忽视或淡化针对中年女性的威胁,将其视为”网络争吵”而非真正的暴力威胁。这部分是因为中年女性的生命和安全在文化价值等级中排名很低,部分是因为如果这些女性表达了不受欢迎的观点(比如对性别认同政治的质疑),她们被认为”活该”受到攻击。史密斯尖锐地指出,这种对某些女性暴力的容忍和正当化,揭示了进步政治中深层的厌女症——如果你不是”正确类型”的女性,你的安全就不重要。

在关于政治组织的章节中,史密斯分析了中年女性在女性主义运动和左翼政治中的边缘化。虽然中年女性往往是草根组织的骨干——她们有时间、经验、技能和网络——但她们的贡献经常被忽视或贬低。在许多进步空间中,存在一种对年轻、多元、“酷”的崇拜,而中年女性,尤其是白人中产阶级中年女性,被视为过时、保守、阻碍创新。她们可能被允许做无偿的组织工作,但不被允许领导,不被允许代表运动的”面孔”。

史密斯还探讨了交叉性理论在实践中如何有时被用来边缘化某些女性。虽然交叉性作为分析工具是重要和必要的,承认不同形式的压迫相互交织,但在某些语境中,它被简化为一种压迫等级,其中拥有某些身份(白人、中产阶级、顺性别、异性恋)的人被自动视为压迫者,而非可能的盟友或共同受压迫者。中年白人女性在这个等级中处于尴尬位置:作为女性,她们受到性别压迫;但作为(可能的)白人、中产阶级、顺性别者,她们被视为拥有特权。这种复杂性经常被简化为:她们的特权超过了她们的压迫,因此她们的女性主义关切不重要,甚至是可疑的。

史密斯并不否认特权的存在或交叉性分析的重要性,但她质疑这种分析如何被武器化来让某些女性噤声。她指出,中年女性,即使是白人和中产阶级的,也仍然生活在父权制下,仍然面临性别歧视、性暴力的威胁、经济不平等(性别工资差距随年龄增加而扩大)、照护负担。将她们简单地归类为”特权者”而忽视她们的具体压迫经验,是一种简化和不公正。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分裂了女性,阻止了基于共同经验的团结。

关于性的章节可能是最具争议的,因为史密斯在这里直接触及跨性别辩论。她记录了一些中年女性,尤其是那些质疑自我认同理论(即”任何认同为女性的人就是女性”)的女性,如何被贴上”TERF”标签并受到攻击。史密斯本人在这些问题上持所谓的”性别批判”立场——她认为生理性别是重要的物质现实,女性作为一个基于生理性别的类别有特定的权利和需要。这一立场在当代进步政治中极具争议,经常导致严厉的谴责和去平台化。

史密斯的论点是,无论人们对跨性别议题的立场如何,中年女性因为表达对这些议题的关切而受到的特殊仇恨和暴力,本身就是一种厌女症的表现。她注意到,当中年女性谈论基于性别的权利(如单性别空间、女子体育)时,她们被描绘为偏执、仇恨、“过时的老太婆”,而年轻女性或男性表达类似观点时,反应往往不那么极端。这表明,对这些女性的攻击不仅仅是关于她们的观点,也是关于谁被允许拥有观点——中年女性,作为文化中最不受重视的群体之一,被认为无权参与这些辩论。

史密斯特别关注”TERF”这个标签如何被使用。虽然它最初指”跨性别排斥激进女性主义者”,但在实践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污名化标签,可以被贴在任何质疑跨性别运动某些方面的女性身上,无论她们的实际观点如何细致或她们是否真的是”激进女性主义者”。更重要的是,被贴上这个标签的女性经常成为暴力威胁和社会排斥的目标,她们的观点被认为不值得辩论,她们本人被认为不配人性对待。史密斯认为,这种去人性化与历史上对”老妖婆”的妖魔化有直接的连续性——某些女性被建构为邪恶的、危险的,因此可以被攻击而不会引起道德关切。

史密斯并不要求读者同意她在跨性别议题上的所有立场,但她要求我们认识到,针对持这些立场的中年女性的特殊仇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需要被理解为厌女症和年龄歧视的交叉。她也指出,许多被攻击的女性——包括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有性暴力经历的幸存者、长期致力于女性权利的活动家——有她们自己的脆弱性和边缘化经验,简单地将她们描绘为”特权压迫者”是对她们生活现实的扭曲。

全书贯穿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代际冲突在女性主义中的表现。史密斯观察到,许多对中年女性的攻击来自年轻一代,尤其是年轻女性主义者。这部分反映了自然的代际紧张——年轻人总是需要与前辈的观念区分,建立自己的身份。但史密斯认为,在女性主义中,这种紧张被特殊地武器化。年轻女性主义者有时将上一代女性主义者描绘为过时、保守、“做错了”,需要被超越甚至被抛弃。这种态度部分是对父权制的一种扭曲的反映——就像父权制教导我们,年长女性没有价值,年轻女性主义者有时内化了这种价值观,将自己的”新”和”进步”与上一代的”旧”和”反动”对立起来。

但史密斯指出,这种对抗是自我毁灭的。女性主义运动需要代际连续性和知识传承。上一代女性主义者的经验和见解——即使我们不同意她们的所有结论——是宝贵的资源。将她们简单地作为”坏榜样”来否定,不仅是不公正的,也剥夺了运动的历史记忆和战略智慧。更重要的是,当年轻女性主义者今天嘲笑和攻击中年女性主义者时,她们正在为自己的未来设置陷阱——因为她们自己也会变老,也会成为被下一代视为”过时”和”反动”的对象。厌女症的一个狡猾之处在于,它让女性相互对抗,而不是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压迫。

史密斯的写作风格是这本书的一大优势。她既有学者的严谨和深度,又有活动家的激情和紧迫感,还有评论员的机智和讽刺。她能够将复杂的理论概念与具体的日常经验联系起来,使得书籍既有智识深度又有情感共鸣。她不回避困难或争议性的话题,但她的处理方式是细致和公正的,即使在表达强烈观点时也承认复杂性和歧义。她的幽默不是轻浮的,而是一种应对荒谬和痛苦的策略——当现实太令人沮丧时,嘲笑它可能是保持理智的方式。

这本书的及时性不容忽视。在2020年代初,许多西方国家经历了激烈的”文化战争”,其中女性主义内部的分歧——尤其是围绕跨性别权利、性工作、代孕等议题——变得极度两极化。中年女性,尤其是那些被视为”性别批判”的女性,成为特别的攻击目标。同时,社交媒体的动态加剧了这种冲突,使得细致的辩论被简化为标签和谩骂,让持不同观点的人被妖魔化而非被理解。史密斯的书是对这种动态的一种干预,试图恢复细致性、同理心和历史意识。

《老妖婆》入围2023年Nero图书奖,这一认可反映了书籍的文学和智识质量,以及它触及的议题的重要性。Nero图书奖专注于”扩展小说边界”的作品,虽然《老妖婆》是非虚构作品,但它以创新的方式融合了个人叙事、社会评论、历史分析和理论思考,确实推动了非虚构写作的边界。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理解西方女性主义当前辩论的窗口,同时也有普遍的相关性。虽然具体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不同,但对中年女性的贬低和边缘化是跨文化的现象。在中国,“剩女”话语对未婚女性的污名化,“大妈”作为一个贬义词对中年女性的嘲讽,对女性衰老的焦虑和恐惧,都反映了类似的厌女症和年龄歧视。史密斯的分析框架——将对中年女性的蔑视理解为父权制、资本主义和年龄歧视的交叉——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现象。

同时,这本书也提醒我们注意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动态和排斥机制。在任何运动中,都存在谁的声音被听到、谁的关切被优先考虑、谁被视为”真正的”成员的问题。史密斯呼吁我们保持警惕,避免重现我们试图对抗的压迫模式。她提醒我们,女性主义应该是包容的、代际的、基于共同经验和团结的,而不是排斥的、等级化的、基于谁”更正确”或”更进步”的。

最终,《老妖婆》是一本关于尊重和可见性的书。史密斯为中年女性——这个在文化中最容易被忽视、被嘲笑、被妖魔化的群体之一——要求基本的尊重和承认。她拒绝接受中年女性应该优雅地退出公共生活,停止有观点,停止占据空间。她坚持中年女性的经验、知识和关切是有价值的,值得被听到和认真对待。她重新占有”老妖婆”这个侮辱性标签,将其转变为力量和反抗的象征——如果说出真相、拒绝顺从、坚持自己的边界会让她成为”老妖婆”,那么她自豪地接受这个身份。

这本书是对所有中年女性的一种声援,告诉她们:你们的愤怒是正当的,你们的声音是重要的,你们不应该因为年龄而被噤声或被边缘化。它也是对年轻女性和所有女性主义者的一个警告:如果我们允许某些女性因为年龄而被妖魔化,我们就在加强父权制的逻辑;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跨代的团结,我们的运动就会被削弱。最后,它是对所有人的一个提醒:厌女症有许多形式,包括那些披着进步外衣的形式,我们需要持续警惕,识别和对抗它,无论它在哪里出现。

维多利亚·史密斯以勇气、智慧和尖锐的机智写下了这部作品,为当代女性主义辩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声音。《老妖婆》是任何关心女性权利、社会正义、代际关系或仅仅是人类尊严的人的必读之作。它既是控诉也是邀请——控诉对中年女性的系统性贬低,邀请我们想象一个所有年龄的女性都被尊重和重视的世界。在一个试图让某些女性消失的文化中,这本书是一个有力的宣言:我们在这里,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拒绝被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