歇斯底里：一部回忆录

在2016年到2018年间,伊丽莎·巴西斯特为各种神秘的疾病看了二十多位医疗专业人员。她拥有数百万美国女性都有的东西:医生无法理解的疼痛,科学无法解释的身体,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心理。然后一位针灸师建议,她的一些身体疼痛可能是被囚禁的愤怒寻找表达,治疗她的声音就能治疗问题。确实如此。在成长过程中,巴西斯特的家庭、男友、学校、工作和电视节目对女性声音都有同样的期待:越少越好。她因为说出自己的想法而被称为戏剧化和疯狂。她因为有无法解释的身体疼痛而被指责反应过度和扮演受害者。她因为”不恰当地”使用声音表达悲伤、痛苦、愤怒或喜悦而被忽视或斥责。正因如此,她在想说”不”时说了”是”;她没有发推文#MeToo;她从不在没有被指责”太情绪化”的恐惧中说话。她感到愤怒,但像个好女人一样,她压抑了它。《歇斯底里》是一部关于声音失落与找回的回忆录,一本关于重新思考女性声音的入门书,也是一个号召读者解除静音、倾听自己声音并毫无遗憾地再次使用它的战斗号角。

伊丽莎·巴西斯特是一位编辑、幽默作家、教师、演讲者和作家。作为The Rumpus的创始撰稿人,自2009年网站推出以来,她一直撰写文化、女性主义和个人批评文章。她创办并曾任The Rumpus上”有趣女性”(Funny Women)栏目的编辑。她的作品出现在《纽约时报》《Marie Claire》《创意非虚构》《纽约客网站》《Longreads》等刊物,以及罗克珊·盖伊编辑的文集《不那么糟:强奸文化的报道》中。她在新学院、Catapult、92街Y和灯塔作家工作坊教授写作。她的首部著作《歇斯底里》入围第23届瑟伯美国幽默文学奖半决赛,第二本关于喜剧写作技巧的书将于2026年由Grand Central Publishing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巴西斯特给Dear Sugar(后来揭示为谢丽尔·斯特雷德)的信,抱怨自己”像个女孩一样写作”,引出了斯特雷德那句著名的建议:“像个混蛋一样写作”(write like a motherfucker)。

“歇斯底里”(Hysterical)这个词本身就承载着厌女症的历史重量。它源自希腊语”hystera”,意为子宫。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医学界发明了”癔症”这一诊断,用来解释女性的各种身体和心理症状——从疼痛、痉挛到情绪波动。医生们相信这些症状源于子宫的”游走”或功能紊乱,因此只有女性才会患这种病。治疗方法包括强制休息、隔离、甚至子宫切除。弗洛伊德和他的同行们将癔症心理化,但仍然将其归咎于女性的”本质”——她们的性欲、她们的情感、她们的非理性。“歇斯底里”成为一个贬义词,用来驳回女性的情感表达、否定她们的疼痛、质疑她们的理智。当一个女性被称为”歇斯底里”,她的话就失去了可信度,她的经验就被认为是夸大或想象的。

巴西斯特重新占有这个词,将其作为透镜来审视女性在当代社会中仍然面临的噤声和否定。她的个人故事是这个更大模式的缩影:从童年开始,她就被教导要压抑自己的声音。她的家庭氛围是压抑的,情感表达被视为软弱或不恰当。她的父亲是权威的、沉默的,她的母亲顺从这种动态,巴西斯特学会了女孩应该安静、顺从、不制造麻烦。在学校,她发现聪明的女孩应该低调,不要显得”太聪明”以免威胁到男孩。在恋爱关系中,她遇到的男人期待她适应、妥协、不抱怨。在工作场所,她被告知要”专业”,这意味着抑制情感、避免冲突、不要”太激进”。电视、电影、杂志都强化同样的信息:好女人是安静的、温柔的、不制造麻烦的。

这种持续的、无处不在的压力让巴西斯特内化了自我审查。她学会了在说话前先审视自己的话,担心它们会不会太多、太情绪化、太”戏剧化”。她学会了在想说”不”时说”是”,因为拒绝被视为不友善、不合作、自私。她学会了压抑愤怒,因为愤怒的女性被视为疯狂、歇斯底里、失控。她学会了最小化自己的痛苦,因为抱怨的女性被视为夸大、寻求关注、扮演受害者。她学会了质疑自己的感知和经验,因为女性的主观性总是受到质疑。她变成了自己的审查者,比任何外部力量更严厉地限制自己的声音。

这种自我噤声的代价是身体和心理的疾病。从2016年开始,巴西斯特经历了一系列神秘的身体症状:剧烈的腹痛、恶心、头晕、疲劳、肌肉疼痛、消化问题。她去看医生,做了无数的检查——血液检查、超声波、内窥镜、MRI——但所有结果都是”正常”。医生们困惑不解,一些人暗示这些症状可能是”心理性的”或”压力相关的”。这个暗示本身就是一种驳回——仿佛”心理性”意味着”不真实”,仿佛压力引起的疼痛就不是真正的疼痛。巴西斯特感到被困住了:她的身体明显在受苦,但医学无法命名或治疗它。她开始质疑自己——也许她真的是在夸大?也许她是歇斯底里的?

这种经历对数百万女性来说都太熟悉了。研究一再显示,女性的疼痛更容易被医疗系统忽视、低估或误诊。女性等待疼痛治疗的时间更长,接受疼痛药物的可能性更低,她们的症状更可能被归因于”焦虑”或”压力”而非生理原因。这部分是因为医学研究和教育长期以男性身体为标准,女性身体被视为”特殊情况”或”复杂变体”。部分是因为对女性”情绪化”和”夸大”的刻板印象,使得她们的主观疼痛报告不被信任。部分是因为某些影响女性更多的疾病(如纤维肌痛、慢性疲劳综合症、自身免疫疾病)在历史上被边缘化或心理化,得不到充分的研究和理解。

巴西斯特的转折点来自一个非传统的来源:一位针灸师。在看了二十多位西医后,巴西斯特在绝望中尝试了针灸。针灸师倾听她的故事——不仅是症状清单,而是她的生活、她的压力、她的情感。针灸师问了一个没有医生问过的问题:你生气吗?巴西斯特的第一反应是否认——她不是一个愤怒的人,她不是那种女人。但当针灸师继续探索,巴西斯特开始意识到,在她礼貌、顺从的表面下,确实藏着巨大的愤怒:对她所经历的性骚扰和性侵的愤怒,对她被教导要压抑自己声音的愤怒,对她的疼痛被忽视的愤怒,对她不得不一直做”好女孩”的愤怒。

针灸师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想法:这些被压抑的情感,尤其是愤怒,可能正在以身体疼痛的形式表达。当声音被封闭——字面上和比喻上——身体成为了替代的表达通道。巴西斯特的身体在尖叫她的声音不允许说出的东西。治疗不是更多的检查或药物,而是找到、倾听和表达那个被压抑的声音。针灸师建议巴西斯特开始写作——不是为了出版或完美,而是为了表达,为了让被封闭的话语流动出来。

巴西斯特开始写作,起初是私下的日记,然后是文章。她写她的愤怒。她写她的痛苦。她写她被教导要压抑的一切。她写她的#MeToo经历——她从未公开分享过的性骚扰和性侵事件,因为她担心不被相信,担心被指责,担心被视为”制造戏剧”。写作成为一种解放——每一个写下的词都是对噤声的反抗,每一个表达的情感都是对压抑的拒绝。随着她的声音在页面上变得更强,她的身体症状开始减轻。疼痛没有完全消失,但变得更可管理。她开始理解身体和声音、疼痛和权力之间的联系。

巴西斯特在书中详细探讨了女性声音的社会化过程。从最早的年龄开始,女孩就被教导如何以及何时使用她们的声音。她们被告知要”用室内声音”(即小声),不要”尖叫”或”大声”,要”礼貌”地打断(即根本不打断)。她们被赞扬为”安静”和”乖巧”,而大声或有主见的女孩被斥责为”粗鲁”或”难管教”。这种训练在青春期加剧:青春期女孩学会降低声音的音量和音调,以避免被视为”戏剧女王”或”注意力寻求者”。她们学会用上扬的语调说话,将陈述变成问题,以显得不那么肯定或威胁性。她们学会在句子中加入”可能”、“也许”、“我觉得”等限定词,以软化她们的观点。她们学会道歉——为她们的存在、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观点。

这种声音的规训不仅是关于音量或音调,更是关于内容。女孩和女性被教导哪些话题是她们可以谈论的,哪些是禁区。她们可以谈论他人——关心、八卦、情感劳动——但不应该谈论自己,除非是自我贬低的方式。她们可以表达某些情感(温柔、关怀、轻度的悲伤),但不应该表达其他情感(愤怒、性欲、强烈的喜悦)。她们可以提出要求,但必须以请求的形式,并准备好被拒绝。她们可以抱怨,但不要”太多”,否则会被视为”负面”或”有毒”。她们可以分享观点,但必须小心不要显得”太政治化”或”太激进”,否则会被边缘化或攻击。

巴西斯特还分析了”情绪劳动”这个概念如何与女性的声音相关。女性被期待管理不仅是她们自己的情感,还有他人的情感——安抚、调解、关怀、支持。这种劳动是无形的、无偿的,但如果没有完成,女性会受到指责。更阴险的是,这种期待延伸到女性如何使用她们的声音:她们应该说让他人感到舒适的话,避免说可能让他人不舒服的话,即使那些话是真实和重要的。女性的声音被工具化——它的价值在于它为他人提供的服务,而非它表达的真理或主张的权利。

书中最有力的部分之一是巴西斯特对#MeToo运动的个人反思。她有自己的#MeToo故事——多个故事,实际上——但她从未公开分享过。她描述了一个男性上司的持续性骚扰,一个熟人的性侵,以及无数次的不受欢迎的触摸、评论和情境。每次,她都保持沉默。部分是因为她不确定这些经历是否”足够糟糕”到值得报告——她内化了最小化和自我怀疑,质疑自己的感知。部分是因为她害怕后果——不被相信、被指责、职业报复、社会排斥。部分是因为她被教导女性应该”处理”这些事情,不要制造”大惊小怪”。

当#MeToo运动爆发时,巴西斯特感到解放和沉重。看到其他女性分享她们的故事,看到施暴者被命名和问责,是强大和validating的。但同时,她为自己的沉默感到羞愧和愤怒。为什么她不能说出来?为什么即使现在,当有一个运动支持她,她仍然犹豫?她意识到,噤声如此深刻地内化,以至于即使外部障碍被移除,内部障碍仍然存在。她被教导了一辈子,她的声音不重要,她的经验不可信,她的愤怒不正当——这些信息不会因为一个标签或运动就消失。

巴西斯特诚实地探讨了声音找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女性主义话语经常简化地说”使用你的声音”、“说出来”、“打破沉默”,仿佛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仿佛女性只是需要足够的勇气或决心。但巴西斯特指出,这忽视了结构性障碍和内化的压迫。女性不是简单地”选择”沉默;她们被系统地教导、强迫、惩罚成沉默。要求她们”只要说出来”而不承认和改变使她们首先沉默的条件,是将责任转移到受害者身上。

更复杂的是,即使女性确实”说出来”,她们面临的后果往往证实了她们最初的恐惧。她们不被相信。她们被指责。她们被报复。她们被贴上”歇斯底里”、“戏剧化”、“难相处”的标签。她们的声音被扭曲、被驳回、被用来对付她们。巴西斯特分享了她自己的经验:当她开始更公开地写作关于女性主义议题时,她收到了仇恨邮件、威胁和骚扰。她被男人告知她”太敏感”、“不好笑”(作为幽默作家,这尤其刺痛)、“应该闭嘴”。即使是一些女性也批评她”太愤怒”或”分裂”。使用她的声音没有带来普遍的支持或认可;它带来了攻击和边缘化。

那么,为什么还要说话?巴西斯特的回答是:因为沉默的代价更高。沉默使她生病——字面上的身体疾病。沉默侵蚀了她的自我意识和完整性。沉默让她与自己疏远,与她的真实感受和需求脱节。沉默是一种慢性自我背叛,随着时间累积造成深刻的伤害。即使说话是困难的、危险的、受惩罚的,它仍然比沉默更健康、更真实、更人性。说话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噤声力量的反抗,是重新主张存在和价值的方式。

巴西斯特也探讨了女性如何相互噤声和被噤声。她描述了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中的复杂动态——母亲和女儿、朋友、同事。有时,女性延续了她们所经历的噤声:母亲告诉女儿要”安静”,女性老板期待女性员工”不制造波澜”,女性朋友建议彼此”别夸大”。这不是因为这些女性是恶意的,而是因为她们内化了父权制的规范,相信遵守这些规范是生存或成功的方式。她们试图”保护”其他女性免受她们自己面临的后果,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传递了压迫。

但巴西斯特也记录了女性如何相互赋权和支持使用声音。她描述了女性写作群体、女性主义读书俱乐部、女性友谊,在这些空间中,女性鼓励彼此说出真相,倾听彼此的声音,验证彼此的经验。她特别感激那些先于她的女性作家和活动家——那些冒着巨大风险使用她们的声音,为后来的女性开辟了空间的人。她提到Audre Lorde、Adrienne Rich、Gloria Anzaldúa、bell hooks——所有那些教导她沉默不会保护她,只有说出真相才能的女性。

书的结尾,巴西斯特提供了一些关于如何找回和使用声音的实际思考。她建议:写作,即使只是为了自己,作为一种练习表达而不立即审查的方式。寻找安全的空间和支持性的听众,在那里可以尝试使用声音而不害怕严厉的惩罚。认识和挑战内在的审查者——那个说”不要太多”、“不要太情绪化”的声音,认识到它不是你真实的声音,而是内化的压迫。从小处开始——也许不是立即”烧毁父权制”,而是在一次对话中说出一个真实的感受,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个观点,在一段关系中设定一个边界。

但她也警告不要将声音找回个人化或简化为自助项目。这不仅是个人成长或自信建设的问题,而是集体解放的政治项目。女性需要声音不仅是为了个人健康或成就,而是因为她们的声音对公共话语、决策、社会正义至关重要。噤声女性不仅伤害个体女性;它剥夺了社会女性的见解、经验和领导力。使女性能够使用声音需要不仅是个人勇气,还需要结构性改变:挑战性别规范,改革制度(教育、医疗、工作场所、媒体),惩罚那些攻击和噤声女性的人,放大和重视女性的声音。

巴西斯特的写作风格是这本书的一大力量。作为一位幽默作家,她即使在处理痛苦的主题时也保持机智和讽刺。她的幽默不是逃避或轻视,而是一种应对和颠覆的策略。她嘲笑那些荒谬的期待,嘲笑那些告诉她要安静的人,甚至嘲笑自己内化这些信息的方式。这种幽默使得书籍既易读又深刻,既个人又政治,既心碎又鼓舞人心。她的书被描述为”悲喜剧回忆录”,这个描述完美捕捉了她如何平衡痛苦和快乐、批判和希望。

《歇斯底里》入围2023年瑟伯美国幽默文学奖半决赛,这一认可反映了书籍作为幽默作品的质量,同时也承认幽默可以是严肃政治和社会批评的工具。瑟伯奖以美国幽默作家詹姆斯·瑟伯命名,表彰”幽默写作的卓越”,而巴西斯特的书证明了女性主义批评和幽默不仅兼容,而且相互加强。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有深刻的相关性。虽然文化和社会语境不同,但对女性声音的压制是跨文化的。中国女性也被教导要”温柔”、“贤淑”、“不要太强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虽然表面上被现代社会拒绝,但仍然以更隐蔽的形式影响着女性的自我表达。职场上的”女性要懂得示弱”建议,家庭中的”女人不要太能干”告诫,公共讨论中对”女权婊”的污名化,都是噤声女性的机制。同样,中国女性的身体疼痛和心理痛苦也经常被医疗系统忽视或简化为”更年期”、“想太多”、“压力大”。

巴西斯特的分析框架——将身体症状与声音压制联系,将个人痛苦与结构性压迫联系——为理解这些经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她的个人故事可能激励其他女性识别她们自己生活中的噤声模式,开始找回她们的声音。她的政治分析提醒我们,这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需要集体行动和社会变革的系统性问题。

《歇斯底里》最终是一本关于自我拥有和解放的书。巴西斯特从一个失声的女性——字面上(她的喉咙和声带疼痛)和比喻上(她的自我审查和压抑)——转变为一个找到并主张自己声音的女性。这种转变不是线性的或完整的——她承认她仍然有自我怀疑的时刻,仍然听到那个说”别太多”的内在声音。但她学会了识别那个声音不是她自己的真实声音,而是内化的压迫,她可以选择不服从它。她学会了倾听她身体的声音——它的疼痛、它的快乐、它的需求——并尊重它而不是压制它。她学会了使用她的声音,即使它颤抖,即使它不完美,即使它给她带来批评。

这本书是对所有被教导要安静的女性的战斗号角——她们的愤怒是正当的,她们的痛苦是真实的,她们的声音是重要的。它是对医疗系统的挑战,要求认真对待女性的身体症状而不立即心理化或驳回。它是对文化的批判,揭示噤声女性的无数方式和严重后果。它是对希望的宣言,证明声音可以被找回,沉默可以被打破,身体和心灵可以通过表达而愈合。

伊丽莎·巴西斯特以勇气、智慧和幽默写下了这部作品,将个人回忆录、医学批评、文化分析和女性主义理论编织成一部既独特又普遍、既痛苦又有趣、既控诉又鼓舞的书。《歇斯底里》是任何关心女性健康、言论自由、身体自主权或简单地想理解声音与权力之间联系的人的必读之作。它提醒我们,最个人的就是最政治的,身体保留着我们不说出的话的记忆,而真正的治愈需要我们允许自己完整地、大声地、毫无歉意地存在。对那些仍在学习使用她们声音的女性,巴西斯特的信息是明确的:说出来,即使你的声音颤抖;说出你的真相,即使别人不喜欢;占据空间,制造噪音,拒绝再次被噤声。因为你的声音不仅对你自己重要——它对世界也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