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女孩:我作为女性主义朋克的一生

“嘿女朋友,我有个提议大概是这样的:挑战你去做你想做的事。“当凯瑟琳·汉娜在1990年代用Bikini Kill乐队的《Rebel Girl》和《Double Dare Ya》等朋克国歌喊出这些歌词时,她不仅定义了一个音乐流派,更点燃了一场文化革命。这些充满个人色彩却深具女性主义力量的歌词,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感召力。但这个变革性的声音究竟从何而来?在她2024年出版的回忆录《叛逆女孩:我作为女性主义朋克的一生》中,汉娜以生动而深刻的笔触带我们走过她动荡的童年、塑造她的大学岁月,以及她的第一场演出——这是一段关于生存、反抗与创造的史诗。

凯瑟琳·汉娜,1968年11月12日生于美国马里兰州,是美国歌手、音乐家、女性主义朋克Riot Grrrl运动的先驱,也是朋克杂志作家。她是女性主义朋克乐队Bikini Kill的主唱,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领导了电子朋克乐队Le Tigre,后来又组建了The Julie Ruin。作为Riot Grrrl运动的核心人物,汉娜不仅挑战了朋克场景中的厌女症,更挑战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她的音乐、她的态度、她的存在本身,都成为了一代年轻女性的灵感源泉。《叛逆女孩》于2024年5月14日由Ecco出版社(HarperCollins旗下)出版后,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并被《时代》杂志评为”2024年必读的100本书”之一。

这本回忆录的核心力量在于汉娜毫不退缩的诚实。她没有浪漫化朋克场景,没有美化Riot Grrrl运动,也没有掩饰自己经历的创伤。相反,她以一种几乎痛苦的坦率,揭示了她所经历的强奸、虐待、男性暴力,以及在一个敌视女性的文化中生存的艰难。她描述了在90年代作为一个”女孩乐队”主唱的危险——每一场演出都可能遭遇男性观众的骚扰、威胁,甚至身体攻击。她记录了无数次被男性朋克乐手嘲笑、轻视、性化,被认为不够”真正的朋克”,因为她是女性。在一个声称反叛和平等的文化中,汉娜发现性别歧视和厌女症同样根深蒂固——也许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但汉娜的叙事从来不是受害者的自怜。她记录创伤,是为了揭露系统性暴力;她描述痛苦,是为了见证反抗的必要性。她展示了在这些黑暗经历中,她如何找到了力量、声音和反击的方式。Bikini Kill的音乐就是这种反击——愤怒的、响亮的、不可忽视的。歌曲如《Rebel Girl》庆祝女性之间的团结和爱;“Double Dare Ya”挑战女孩们打破社会规范;“Suck My Left One”直接对抗性客体化。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它们是战斗口号,是生存工具,是集体赋权的仪式。

汉娜深情地记录了在这段旅程中支撑她的关系——她的乐队成员Tobi Vail、Kathi Wilcox,后来Le Tigre的JD Samson和Johanna Fateman。这些女性不仅是音乐伙伴,更是战友、姐妹、共同创造者。她们一起面对男性敌意,一起创造空间让女孩和女性可以安全地表达、愤怒、存在。汉娜也写到了她与其他音乐家的友谊——Kurt Cobain、Ian MacKaye、Kim Gordon、Joan Jett——这些人提醒她,尽管朋克世界充满毒性,它仍然可以培育和关怀自己的人。她对Kurt Cobain的描写尤其动人:一个真正的盟友,理解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口号,而是实践和团结。

这本回忆录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之一是汉娜对Riot Grrrl运动的复杂反思。她以爱记录了这场运动的草根起源——年轻女性在车库、地下室、小型俱乐部聚集,创造自己的杂志(zines)、音乐和文化。Riot Grrrl是对朋克场景男性主导的直接回应,也是对主流文化中女性被边缘化的反叛。它的口号”Girls to the front!”字面意思是让女孩站到演出的前排(通常被男性占据的空间),但象征意义是让女性的声音、经验和创造力成为中心。

然而,汉娜也毫不回避地批评了Riot Grrrl的失败——特别是它的排他性和白人中心主义。尽管运动声称代表所有女性,实际上它主要吸引和服务于白人、中产阶级、异性恋或双性恋女性。黑人女性、有色人种女性、跨性别女性、工人阶级女性往往感到被排除或边缘化。汉娜承认,尽管她们的意图是包容的,但运动在实践中重现了它声称反对的排斥结构。她写道,这种失败的认识是痛苦的,但也是必要的——真正的女性主义必须是交叉的,必须承认不同女性面临的不同压迫,必须积极对抗种族主义、阶级歧视、跨性别恐惧症,而不仅仅是性别歧视。

汉娜还敞开心扉讲述了她的个人生活——与Beastie Boys的Ad-Rock(Adam Horovitz)的爱情,这段关系最终走向婚姻。她描述了在音乐产业的男性主导世界中,找到一个真正支持她的艺术和女性主义的伴侣的意义。她也详细记录了与莱姆病(Lyme disease)的衰弱斗争,这种疾病在多年里未被诊断,导致她经历严重的身体和神经症状,几乎结束了她的音乐生涯。莱姆病的叙事揭示了医疗系统对女性痛苦的系统性忽视——她的症状被轻视为”焦虑”或”歇斯底里”,她的痛苦被认为不够真实,值得认真对待。这是对医疗厌女症的有力控诉,展示了父权制如何渗透到最应该关怀和治愈的机构中。

在音乐创作方面,汉娜带我们走过她在Le Tigre和The Julie Ruin的成长。Le Tigre标志着从Bikini Kill的原始朋克到电子音乐的转变,融合了舞曲节拍与政治歌词,创造出既可跳舞又具有批判性的音乐。歌曲如”Deceptacon”和”Hot Topic”展示了汉娜如何不断进化她的声音,同时保持她的女性主义和政治承诺。The Julie Ruin则是更加个人化和实验性的项目,允许汉娜探索不同的音乐方向和表达方式。

汉娜的写作风格本身就是朋克的——直接、生动、毫不矫饰。她用的语言充满能量,有时粗糙,有时抒情,但总是真实。她不试图将自己的经历打磨成整洁的叙事;相反,她保留了矛盾、困惑、愤怒和喜悦的原始性。这种风格使得《叛逆女孩》不仅是一本关于音乐或运动的书,更是一次与一个复杂、有缺陷、充满激情的人的亲密相遇。

从女性主义理论的角度看,《叛逆女孩》是第三波女性主义实践的重要文献。第三波女性主义,大致从1990年代开始,以其对差异、矛盾和个人声音的拥抱而著称。它拒绝第二波女性主义中有时出现的普遍化女性经验的倾向,转而强调交叉性——承认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能力等身份的交织如何创造独特的压迫和特权模式。Riot Grrrl运动,尽管有其局限性,正是这种第三波精神的体现:年轻女性用自己的声音、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女性主义,不等待许可,不遵循既定规则。

汉娜的回忆录也是关于创伤幸存者的声音和代理权的有力声明。在MeToo运动揭示了性暴力的普遍性之后,汉娜的叙事提醒我们,讲述创伤故事不仅仅是揭露——它是夺回叙事控制权的行为,是拒绝沉默和羞耻,是坚持经验的真实性和重要性。汉娜不仅讲述她被做了什么,还讲述她如何反抗、生存和创造。她展示创伤不是终点,而是必须被承认、处理和整合到一个人的生活和艺术中的经历。

对于中国读者,《叛逆女孩》提供了对美国朋克和女性主义文化特定时刻的窗口,但它的主题具有普遍共鸣。在世界各地,年轻女性面临着性别歧视、男性暴力、文化期望的限制,以及在声称进步的空间中仍然存在的排斥。汉娜创造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区、自己的声音的经历,可以激励任何地方试图做同样事情的人。她对Riot Grrrl失败的诚实批评也提供了重要教训:包容和交叉性不会自动发生——它们需要有意识的努力、自我批评和持续的工作。

汉娜的故事也与当代关于朋克、DIY文化和草根激进主义的讨论产生共鸣。在一个越来越由企业控制和算法策划的文化景观中,Riot Grrrl的DIY精神——自己做杂志、组织演出、创造社区而不等待机构许可——感觉既怀旧又紧迫相关。它提醒我们,文化变革不必自上而下——它可以从边缘开始,从拒绝现状并大胆想象不同世界的人开始。

《叛逆女孩》不仅仅是音乐回忆录,不仅仅是女性主义宣言——它是对反抗艺术的庆祝,对生存力量的见证,以及对任何曾感到被边缘化、被沉默、被告知她们不够的人的邀请。汉娜的信息简单而革命性:敢于做你想做的事。找到你的人。制造噪音。不要等待许可。世界会试图压制你,但你可以反击——用音乐、用文字、用你的存在本身。

在她的结论中,汉娜反思了几十年的行动主义和音乐创作教会了她什么。她承认战斗远未结束——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暴力仍然存在。但她也庆祝已经实现的变化,已经创造的社区,已经赋权的声音。她的遗产不仅在于她创造的音乐,还在于她启发的无数年轻人找到自己的反叛声音。

凯瑟琳·汉娜的《叛逆女孩》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女性主义回忆录之一。它生动、诚实、充满力量,既是历史文献又是行动呼吁。对于任何对朋克音乐、女性主义运动、或仅仅是一个拒绝被沉默的女性的非凡生活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读之作。它提醒我们,反叛不是一种姿态——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策略,一种创造我们想要看到的世界的方式。正如汉娜在她最著名的歌曲中唱道:“那个女孩认为她是革命的开始。“事实证明,她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