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2021年度全国单亲家庭调查

有工作，为什么仍可能无法稳定生活？日本厚生劳动省的2021年度全国单亲家庭等调查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具体材料。报告于2022年12月26日公布，以2021年11月1日为调查时点；收入指标涉及2020年。后来由儿童家庭厅保存的文件，不应被误认成2023年才实施的新调查。

调查区分母子家庭、父子家庭及由祖父母等照养孩子的家庭。有效回答分别来自2653、866和93个家庭，这些是样本回答数，不是全日本相应家庭的数量。单亲家庭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离婚家庭；形成原因和家庭同住安排不同，求助与收入条件会随之改变。

三种收入，不是同一个钱包

报告中的2020年平均就业收入，母子家庭中的母亲为236万日元，父子家庭中的父亲为496万日元。个人总收入还包含非就业来源，家庭总收入又可能包含同住亲属。因此，不能把家庭总收入当成母亲自己的工资，也不能由较高的家庭收入断言她拥有同样的可支配权或离开关系的能力。

就业类型与收入放在一起，能看到“让单亲母亲工作”为什么不足以成为完整答案。工作是否稳定、时间能否配合照护、报酬能否支付生活，都属于劳动与支持制度的问题。这份横截面调查没有独自测出某一种歧视的因果效应，但能使“不努力”的道德判断面对更具体的制度条件。

抚养费不只是私人协商

调查也问是否作出抚养费约定、是否正在收到，以及未约定的理由。约定与实际到账需要分开；不愿与对方继续接触，也不能直接理解成对孩子生活毫不在意。关系冲突、安全和追索程序可能改变协商成本，不能把所有责任留给带孩子的一方不断催讨。

数字属于特定时期，包含疫情背景下的收入经验，不是今日每个家庭的预算，也不是对所有单亲家庭的完整描述。平均数不能说明分布、债务和生活开销。报告最有用的地方，是让就业、收入、同住与支持各自成为可追问的变量，而不由一种家庭身份预先解释贫困。

法国分离后生活水平研究把视角转向关系结束后的资源变化；弗雷泽的《家庭工资之后》追问福利资格预设何种挣钱与照护安排。比较时须保留不同人口与制度，不能把日元金额直接当成跨国优劣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