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的悲剧

能够挣钱，为什么仍可能没有自由生活的空间？埃玛·戈德曼的《女性解放的悲剧》最初发表于1906年，后来收入《无政府主义及其他论集》。她反对把选举权、就业或职业成就当作解放已经完成的证明，也反对女性以端庄和自我克制为新的资格考试。

外在独立与内在规训

商店、工厂或办公室的工资，不会自动消除雇主的支配；一天工作之后等待女性的，仍可能是家务。戈德曼的反讽指向名义独立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当女性必须独自完成两份工作，婚姻有时显得像逃离疲惫的出口，而不是自由选择。这里不能只责备她们“不够独立”。

对职业女性的批评又转向体面要求。一个人在公共领域获得资格，却因担心名声而切断情感与欲望，可能把旧道德搬进自己的内心。文章要求拆开自由与道德完美的捆绑，不把任何亲密关系都等同于屈服，也不将亲密当作必然的拯救。

不把渴望改写成所有人的本性

戈德曼仍频繁诉诸女人的爱情和母性本能。这种语言可以冲击禁欲的规范，也会把没有这些愿望的人重新放到边缘。更充分的性自主必须同时包括追求、拒绝、独身与无性恋；经济保障和公共照护也不能由“打开心扉”代替。

与《婚姻与爱情》并读，可以看见她怎样区分法律契约与自由结合；安吉拉·陈的《Ace》则检验她留下的欲望假设。文章最有力的判断，是外在权利与内在解放必须相互支持，而不是让其中一个替另一个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