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制造：女性、工作与解放的承诺

当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它携带着一个诱人的承诺：经济发展将为女性带来解放，工作将成为自主和独立的途径。然而，在埃及——这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正在努力调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需求的国家——这一承诺的兑现远比想象中复杂。张彤禾在《埃及制造》中，通过两年深入的沉浸式报道，追踪三位埃及女性在工作场所、家庭和社会中的挣扎，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全球化不仅未能解放女性，反而在许多方面为新形式的压制铺平了道路。

张彤禾并非埃及问题的新手。作为《工厂女孩》的作者，她曾深入中国南方的工厂，记录年轻女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生活和梦想。那本书展示了她作为记者的核心能力：长期的田野工作，对个体生命的敏锐观察，以及将微观故事与宏观经济政治力量联系起来的分析能力。在《埃及制造》中，她将这些能力带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环境。她在埃及生活和工作了五年，学习阿拉伯语，建立信任关系，深入了解女性日常生活的细节——从工厂车间到家庭客厅，从婚姻谈判到离婚法庭。

这本书聚焦于埃及历史悠久的纺织业——一个曾经辉煌、如今挣扎求生的产业。纺织业在埃及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曾经是国家经济的支柱。但在全球化时代，面对来自中国、孟加拉国等国家的激烈竞争，埃及纺织业陷入了困境。政府政策摇摆不定，基础设施陈旧，教育系统失败，这一切都使得这个产业——以及在其中工作的女性——处于极其脆弱的位置。张彤禾选择纺织业作为观察点，不仅因为它雇佣了大量女性，更因为它是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影响的缩影。

书中的第一位主角是里哈姆，一位精明的女商人，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厂。在一个女性创业者极为罕见的社会中，里哈姆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她必须在由男性主导的商业网络中导航，应对来自家人、社区甚至员工的怀疑和阻力。但她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经济结构本身：她难以招到愿意在工厂工作的员工——因为工厂工作在埃及被严重污名化，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她也难以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因为埃及的生产成本高于许多竞争对手，而她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来提升竞争力。

张彤禾细致地记录了里哈姆的日常挣扎：与供应商谈判，试图说服银行给予贷款，处理工人的抱怨和冲突，平衡家庭责任与事业雄心。通过里哈姆的故事，我们看到女性创业者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障碍。这不仅仅是”玻璃天花板”的问题——虽然性别歧视确实存在——更是整个经济和政治系统的问题。当政府政策朝令夕改，当法律执行不力，当金融系统偏向大企业和有政治关系的公司，小型企业家——特别是女性——几乎不可能成功。

第二位主角是拉尼亚，一位工厂流水线工人，渴望晋升到管理层。拉尼亚代表了更大多数的埃及女工：她们不是老板，而是雇员，依靠工资维持生计。拉尼亚聪明、勤奋、有抱负，按理说应该能够晋升。但她面临着多重障碍：与同事的冲突——部分源于工作场所的竞争，部分源于对她野心的嫉妒；管理层的性别偏见——他们认为女性不适合领导职位；以及她自己的不幸婚姻——丈夫的羞辱和控制消耗着她的精力和自信。

张彤禾展示了工作如何既是解放的可能性也是压迫的场所。对拉尼亚来说，工厂工作提供了经济独立的机会，让她能够离开虐待性的婚姻，养活自己和孩子。但同时，工厂也是一个充满剥削和屈辱的地方：低工资，长时间，恶劣的条件，性骚扰，以及来自管理层和同事的持续贬低。更糟糕的是，工厂工作的污名意味着拉尼亚在社区中的地位下降——在传统观念中，“好女人”应该待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与男性一起工作。拉尼亚努力维持尊严，坚持自己工作的价值，但社会的偏见不断侵蚀她的自尊。

第三位主角是朵阿，拉尼亚的同事，她追求教育和独立，但为了获得离婚不得不牺牲对自己孩子的抚养权。朵阿的故事揭示了埃及家庭法的残酷现实。在埃及，女性可以提出离婚，但代价高昂：她们通常必须放弃财务补偿，更痛苦的是，可能失去孩子的监护权。传统上，孩子被视为属于父亲的家族，母亲的权利极其有限。朵阿深爱她的孩子，但她的婚姻已经无法忍受。她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继续留在压迫性的婚姻中，还是追求自由但失去孩子？

朵阿选择了离婚，承受了失去孩子的巨大痛苦。她将精力投入到工作和教育中，试图通过获得技能和资格来建立新的生活。但她的伤痛从未真正愈合。张彤禾敏感地记录了朵阿的内心挣扎：她对自由的渴望，她对孩子的思念，她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以及她试图为自己的选择找到意义的努力。朵阿的故事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当自由的代价如此高昂，当社会结构迫使女性在不同形式的痛苦之间选择，我们还能说她们是”自由”的吗？

这三位女性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勾勒出埃及女性面临的复杂困境。她们不是被动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抵抗、适应、谈判。里哈姆利用商业头脑和人际关系网络；拉尼亚坚持工作，拒绝被羞辱击垮；朵阿追求教育，寻求重建生活的途径。但她们的个人能动性受到结构性力量的严重限制：全球经济的不平等、国家政策的失败、父权制文化的约束、法律系统的歧视。

张彤禾不仅记录个人故事，还深入分析这些结构性力量。她追溯了埃及纺织业的历史，从殖民时期到独立，从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实验到萨达特的开放政策，再到穆巴拉克时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和2011年革命后的政治动荡。每一次政策转变都对纺织业和女工产生了深远影响。纳赛尔时代，国家承诺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工厂工作相对稳定；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私有化和市场化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剩下的工人面临更恶劣的条件；革命后，经济混乱和政治不稳定进一步恶化了局势。

张彤禾也探讨了伊斯兰教在埃及的历史和当代作用。她细致地辨别不同形式的伊斯兰实践和解释，避免简单化的刻板印象。她展示了伊斯兰教如何既可以是女性压迫的来源——通过对女性角色、行为、权利的保守解释——也可以是女性能动性的资源——通过提供道德框架和社区支持。书中的女性们都是穆斯林，但她们与宗教的关系各不相同。有些人从宗教中找到慰藉和力量，有些人质疑宗教对女性的限制，有些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

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教育系统的失败。埃及投入大量资源建设学校，识字率有所提高，但教育质量糟糕透顶。学生死记硬背，批判性思维被压制，教师资质低下，学校设施破败。更重要的是，教育内容与劳动市场需求脱节。大学毕业生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中毫无用处，而雇主抱怨找不到合格的工人。这种教育与就业的断裂对女性影响尤为严重，因为她们已经面临更多的就业障碍，而糟糕的教育进一步限制了她们的选择。

婚姻和家庭关系是另一个关键维度。在埃及，婚姻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社会和经济契约，涉及两个家庭的联盟、财产的转移、社会地位的确立。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弱势：她们被期待年轻、处女、顺从，而男性则被允许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婚姻一旦缔结，女性的选择就更加受限。离婚虽然在法律上可能，但社会污名和经济后果使其成为极其困难的选择。书中的女性们都在与婚姻的约束搏斗——无论是试图在婚姻中协商更多的自主权，还是试图逃离压迫性的婚姻。

张彤禾也分享了自己作为外国记者和女性在埃及生活的经验。她诚实地反思自己的特权和局限：作为美国人，她拥有埃及女性无法想象的自由和资源；但作为女性，她也经历了性别歧视和骚扰，虽然形式和程度与埃及女性不同。她描述了在街上被盯视和言语骚扰的经历，以及作为已婚女性（她在埃及期间戴婚戒以避免部分骚扰）相对于单身女性享有的相对安全。这些个人经历让她更深刻地理解埃及女性每天面临的风险和限制。

这本书的力量在于它拒绝简单化的叙事。张彤禾不将埃及女性呈现为无助的受害者，也不将她们浪漫化为英雄抵抗者。她展示了她们的复杂性：她们的力量和脆弱，她们的抱负和妥协，她们的抵抗和顺从。她也不将”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简单对立。她展示了这些范畴如何在现实中相互渗透，如何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和重新定义。

张彤禾对全球化的批判尤为尖锐。她揭示了全球供应链如何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当西方消费者购买廉价服装时，他们很少思考这些衣服是如何、在何种条件下生产的。全球化的承诺是通过贸易和投资实现共同繁荣，但现实是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公司手中，而大多数工人——特别是女性工人——承受着极低的工资、恶劣的条件和不稳定的就业。

但张彤禾也避免了简单的反全球化立场。她认识到，对书中的女性来说，工厂工作——尽管存在所有问题——仍然可能是她们能够获得的最好选择。它提供了经济独立的可能性，让她们能够逃离更压迫性的家庭安排。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的特定形式：一种优先考虑利润而非人民，强化而非挑战不平等的全球化。张彤禾暗示，另一种全球化是可能的——一种真正尊重工人权利、支持经济正义、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化——但这需要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

书的最后部分特别引人深思。张彤禾没有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或乐观的结论。她诚实地承认，她追踪的女性的生活在她离开埃及后仍在继续挣扎。里哈姆的工厂仍在生存线上挣扎；拉尼亚仍在与职场歧视和婚姻创伤搏斗；朵阿仍在思念她的孩子，努力为自己的牺牲找到意义。但张彤禾也记录了她们的韧性和尊严。尽管面临巨大的障碍，她们继续工作，继续梦想，继续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更好的生活。

《埃及制造》是一本关于工作、性别和全球化的深刻之书，但它也是一本关于人类尊严和能动性的书。在记录结构性压迫的同时，张彤禾也捕捉到了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看到里哈姆在商业谈判中的精明，也看到她在家庭聚会上的温柔；我们看到拉尼亚在工厂中的坚韧，也看到她在面对羞辱时的脆弱；我们看到朵阿对教育的渴望，也看到她对孩子的思念。这些女性不是统计数字或案例研究，而是完整的人，她们的生活值得被看见、被理解、被尊重。

这本书也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性别平等和经济正义，我们就必须超越肤浅的”赋权”话语，认真面对结构性不平等。我们必须质疑全球经济系统，挑战不公正的贸易政策，支持工人组织和集体行动。我们必须认识到，“解放”不能仅仅通过让女性进入劳动市场来实现，而必须伴随着对工作本身的改造，对照护劳动的重新估值，对性别关系的根本重构。

张彤禾的《埃及制造》延续了她在《工厂女孩》中开始的项目：为全球供应链中那些往往被忽视的女性发声。但这本书走得更远，它不仅记录了她们的生活，也分析了塑造这些生活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力量。它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的杰出范例，也是对全球化批判性思考的重要贡献。对于任何关心女性权利、劳工正义和全球不平等问题的人，这本书都是必读之作。它提醒我们，解放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市场力量自动实现的目标，而是需要持续斗争、结构性变革和真正的团结的政治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