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也在那里”：拉丁裔跨国母职

皮埃雷特·洪达涅乌-索特洛和欧内斯廷·阿维拉研究在洛杉矶从事家政工作的拉美移民母亲，她们的孩子留在原居国。文章结合调查、深度访谈和田野资料，考察母职怎样在长时间分离中重新安排。挣钱与寄钱能够维持子女生活，日常照顾则往往需要留在当地的人参与。

同时照顾两个家庭时

作者主要使用26位家政工的录音访谈，其中8人因迁移和工作与子女分居；另有153位家政工参加非随机调查。英语班、公园与公交站便于接触劳动者，却较难覆盖有私家车或英语较熟练的人。论文还记录，有些住家工中介不愿推荐孩子已在洛杉矶的求职者。雇用条件由此可以主动维持家庭分离。

其中一位名叫帕特里夏的劳动者提供了同城对照。她住在雇主家里工作，平日与住在洛杉矶的女儿们分开；孩子由父亲和一位受雇的年轻亲属照料。这个案例说明，有些分离即使没有国境也会出现。跨境迁移又会让探访、团聚与日常协调受到新的限制。

研究也关注家政工与雇主子女形成的情感联系。她们会选择投入哪些情感，并据在雇主家看到的情况重新解释社会对好母亲的期待。同一个人可以为别人的孩子提供贴身照料，又通过远距离安排对自己的孩子负责。把身体陪伴当成母职的唯一尺度，会漏掉这些劳动与关系。

照护安排也可能给留在当地的人增加负担。文章让人追问谁能决定孩子的生活、谁承担协调费用、分离何时有可能结束。这些问题与移民身份、工作和家庭资源有关。

电话里做的照护

读玛丽亚·埃莱娜谈电话的一段，留心她怎样区分汇钱与知道孩子过得好不好。金钱能稳定供给；电话又让母亲听出孩子的状态，并与照料他的人协调下一步。家庭成员拥有不同的消息和决定权：在现场的人处理眼前的需要，远方的母亲承担维持联系的工作。若只记录是否同住或汇款多少，这部分需要花时间和心力的劳动就不容易被看见。

结论来自特定历史时期的洛杉矶家政劳动，不能用来估计当下所有跨国家庭的处境。《全球化的仆人》提供菲律宾家政移工的比较，可从不同的移民通道与照护安排追踪相似问题。

原文

作者网站收录的论文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