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母职与科学：巴西潘帕联邦大学研究

阿琳·特雷齐尼娅·瓦尔恰克与法比亚妮·费雷拉·达席尔瓦研究巴西潘帕联邦大学的女性教师。2020年10月，研究团队向十个校区的440名女性教师发出在线问卷，收到89份回复。论文以探索性定性研究处理这些材料，关注承担母职的教师如何应付远程教学、科研和照护。

家里同时运行的三种工作

有些受访者谈到远程教学需要重新准备课程，同时仍要参与会议、指导学生，家中也需要照顾孩子。工作都在同一地点发生，不等于能自由调配时间。学校的期限和孩子的需要可能同时出现，连续用于研究的时间于是更难保住。

样本的种族构成也影响解释。研究报告94%的回复者自认白人。可以用论文理解大学绩效要求怎样进入居家工作，却不能凭这一组回答说明不同种族的女性获得家务帮助、工作设备与独处时间的条件相同。这种差异需要有适当样本的研究才能比较。

把所有压力解释为个人时间管理，会遮住大学怎样规定科研产出，以及家庭内部谁能把自己的时间留给有酬工作。受访者对疲劳与内疚的叙述也让人看到，评价标准可以成为自我责备的一部分。

不能被切碎的时间

问卷让教师描述远程工作和照护在同一天怎样相遇。备课可以被迫改到安静的晚上，指导会议却常有不同参与者必须配合，孩子需要照料的时刻也不由日历决定。阅读这些叙述时，值得区分工作总量与能自行控制的整段时间。论文、资料整理和写作需要一定的连续性。如果课、会议和照护占住了相对固定的时段，研究往往要推到零碎的时间里，或者由睡眠来支付。

这也改变了阅读大学年度考核的方式。两位教师可能面对同样的成果要求，但能否买到照护、得到伴侣的分担，或让工作在白天顺利结束，并不一样。论文把巴西更广泛的无酬劳动资料用作背景，不能把那些全国数字当成潘帕大学受访者的观测。将叙述与制度规则相互参照，可以区分两件事：当事人的经验解释了哪些中断让工作变困难；大学怎样承认、记录或减轻这些中断，需要另外看它设置的评估时段和支持措施。

单一大学的自愿回复用于理解经验，无法估算全国教师的变化，也不适合把89份都当作母亲样本。与跨国生育后收入损失研究并读，可以把校园里的时间和健康代价，与另一种资料中能看见的收入轨迹分开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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