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侍役到服务劳动

把家务交给市场，是否就摆脱了家庭中的不平等？埃芙琳·中野·格伦1992年的《从侍役到服务劳动》以历史比较追踪美国有薪再生产劳动的种族与性别分工。她不把种族和性别当作两项可相加的劣势，而问不同女性的位置如何在同一劳动关系中共同形成。

三段历史，不是一种女性经验

文章比较美国南部黑人女性、西南部墨西哥裔女性，以及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日裔女性的家政劳动。法律分类、就业限制和关于“适合服务”的种族观念不同，却都影响谁能获得其他工作、谁被认为理应为别人维持生活。所谓天生顺从或需要照顾的劳动者形象，正能帮助雇主把占用她们的劳动解释成恩惠。

女性之间的差异在此不是平行的生活故事。某个家庭得到的舒适，与另一名女性的低报酬和缺少时间相连。与此同时，劳动者并非被动接受：选择工作、拒绝条件及维持自身亲属关系，也会与雇主要求发生冲突。

从家庭走向机构，等级没有自动消失

当再生产劳动进入医院及其他服务机构，权威、职位说明、空间和时间安排，可以代替家庭里面对面的支配。护理中的职业层级与种族化分工，使不满有时被转向护士和助理之间，而不是握有更大决定权的管理与专业阶层。市场化和职业化因而可能改变不平等的形式，而不消除它。

这项美国历史分析不能直接套作全球家政行业的法律说明，也不意味着历史从未发生变化。《全球化的仆人》把配读带到迁移与跨国家庭；ILO第189号公约则提供检验劳动保障的具体标准。共同的问题是：谁的自主生活，仍建立在另一个人的不可见服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