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视频

伊朗裔英国记者与纪录片导演 Sahar Zand 从个人记忆谈起，解读剪发如何成为“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的哀悼与声援符号。

阿曼记者与女性权利倡议者 Rafiah Al Talei 从一次竞选失利出发，追问女性政治代表性背后的社会门槛，以及女性候选人承受的象征性负担。

两位 Level Up 组织者借鉴黑人女性主义与残障正义传统，把集体照护定义为运动基础设施，而不是政治工作之外的附加福利。Janey Starling 与 Seyi Falodun-Liburd 从社会运动中的疲惫、冲突和离开谈起。

艾马拉社群女性主义思想家 Julieta Paredes 将父权视为历史关系，并从共同生活、身体与社群思考转变的可能。

在这场TED@BCG演讲中，性别与气候研究员齐内布·斯卡利批判了气候政策的性别中立框架，揭示了它如何经常延续不平等。她强调维也纳的性别平等城市规划作为一个模式，并呼吁在每个阶段都有意识地整合性别平等的气候战略。

印尼環境倡議者 Farwiza Farhan 介紹亞齊女性護林隊如何以地方知識、集體巡守與森林治理許可，保護社區賴以維生的雨林與水源。

科特迪瓦律师 Brigitte Mensah 在失明后继续从事法律与残障权利倡议，借此追问投票、法律服务和公共制度如何真正做到可及。

Loretta J. Ross 区分公开批判与邀请对话：后者可以成为改变观念的问责策略，但不能要求受伤害者承担无限的耐心与情绪劳动。

Zambian Feminists 创办人 Situmbeko Wambulawae 谈女性主义如何为女性与女孩创造分享敏感经验、彼此连接的空间。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座谈汇集原住民与非裔墨西哥女性的声音，讨论当代墨西哥的运动、殖民记忆与女性政治参与。

Maya Q’eqchi’ 与 Xinka 女性主义者、疗愈者 Lorena Cabnal，连结身体自主、土地防卫、集体疗愈与女性政治行动。

墨西哥记者与活动者维罗妮卡·维拉尔瓦索讲述记录女性杀戮、陪伴受害者家属的日常工作，以及官方制度如何让受害者经历第二次消失。维罗妮卡·维拉尔瓦索也以 Frida Guerrera 之名开展工作。她讲述自己如何记录墨西哥的女性杀戮，并让公众继续记得那些迅速被新闻周期和制度抛下的女性。

Pumla Gqola 在 TEDxJohannesburgWomen 演讲中回望自己在反种族隔离运动语境下接触女性主义的经历，并讨论喜悦与想象力如何支撑持续的集体行动。

“印度女性主义”平台创办人 Japleen Pasricha 提供一份易懂的运动史入门，并主张当代女性主义必须同时面对种姓、阶级、性、宗教与数字权力。

Tarana Burke 回望 Me Too 从 2006 年社区工作到全球标签热潮的变化，强调幸存者支持、创伤后的照护，以及运动不能止于媒体时刻。

Ai-jen Poo 在 TEDWomen 演讲中把家政工、保姆、护工和清洁工称为经济的隐形基础设施，呼吁为她们争取权利、工资和尊严。在这场 TEDWomen 演讲中，艾珍·普把家务劳动重新呈现为社会基础设施。保姆、清洁工与居家照护者支撑儿童、老年人、残障者、家庭生活，也支撑所有依赖这些安排才能进入有薪工作的人。

Shad Begum 讲述她在巴基斯坦保守的西北地区组织女性，说明政治声音来自教育、地方服务、家庭协商和进入决策空间的长期过程。Shad Begum 讲述自己在巴基斯坦保守的西北地区成长和组织女性的经历，当地女性的出行、教育和公共决策参与受到严格限制。

基丘亚活动者尼娜·瓜林加把亚马逊保卫行动，与原住民女性的领导力及领土守护者面对的性别化威胁联系起来。尼娜·西伦·瓜林加从厄瓜多尔亚马逊的经验出发；在那里，森林保卫与原住民集体生活无法分开。女性并非抽象“自然”的象征性守护者，而是实际的政治组织者：她们捍卫水、领土、食物系统与文化，也捍卫社区及其他生命得以延续的条件。

Judith Heumann 回望自己争取教育与公共参与的经历，以及《康复法》第504条抗议如何把残障权利从纸面承诺推向集体行动。

阿根廷 AMMAR 工会组织者 Georgina Orellano 从儿子在校园中的一段经历谈起，联系性工作污名、集体组织与工作权利。

西松克·姆西芒挑战了一种令人安慰的信念，即讲故事产生的同理心本身就是政治行动，要求观众将叙述与事实、计划和集体责任重新联系起来。西松克·姆西芒一开始是一个相信故事的人，然后确定了这种信念的局限性。个人叙述可以打破刻板印象，让遥远的生活在情感上清晰可辨，但观众可能会将感受与参与混为一谈。

马拉维活动家梅默里·班达把一名女孩的拒绝与集体组织、地方章程和国家法律改革连接起来，共同反对童婚与强制成年礼。梅默里·班达把自己拒绝参加成年礼营，与妹妹被迫参加、怀孕并在十一岁结婚的经历并置。这个故事清楚地表明，童婚并非一项孤立仪式，而是由性胁迫、教育中断、经济依赖，以及成年人有权通过女孩身体决定其未来的观念共同维系。

玛纳尔·谢里夫讲述了拍摄自己开车的过程如何将一个普通的行为变成了一场反对沙特阿拉伯限制女性行动自由的性别秩序与监护制度的运动。马纳尔·谢里夫解释说，沙特女性驾驶禁令不是通过一项简单的法规来实施的，而是通过行政实践、宗教权威和社会执法来实施。

Shabana Basij-Rasikh 回忆塔利班首次执政时期的秘密学校，追问女孩受教育的权利如何依靠家庭、女性教师与集体支持得以实践。

达莉亚·莫加赫德利用区域调查数据挑战了媒体对阿拉伯起义的刻板印象，并研究了对尊严、可问责的政府、宗教和妇女权利的要求如何共存。达莉亚·莫加赫德 (Dalia Mogahed) 使用民意数据来质疑基于文化刻板印象对阿拉伯起义的解释。

利比里亚和平活动家 Leymah Gbowee 认为，女孩不需要抽象的赞扬，而是需要持续的投资、真实的教育以及愿意转让机会和权力的成年人。莱玛·古博伊 (Leymah Gbowee) 讲述了利比里亚的战争经历以及她与年轻女性的合作，这些女性的抱负经常因贫困、暴力和成年人的期望而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