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母性至上

與謝野晶子拒絕以母性固定女性的生活中心，讓寫作、勞動與照顧並存，同時留下需要批判的身體與家庭規範。 成為母親可以是重要經驗，卻不因此成為所有女性唯一的生活目的。與謝野晶子於1916年2月刊於《太陽》的評論，反對把母性設為女性生活的絕對中心。她回應托爾斯泰與愛倫·凱式的使命論，從自己同時身為母親、寫作者和工作者的生活，拆解看似讚美女性、實際限定女性的規範。

一個人的中心可以移動

文章用日常注意力說明多重生活：照顧孩子時母性在中心，寫詩時藝術可以占據中心。角色轉移不是背叛母職，而是一個人生活、思考與創造的條件。她反對固定的階序，不是要求女性在家庭與創作間選出唯一真實的自我。

她也列舉不結婚、不生育以及沒有孩子的不同處境，使「不成為母親」不能直接等同自私。職業、性情與實際條件不同，抽象的天賦使命無法先決定每個人的權利義務。寫作和社會活動同樣可以具有人的價值。

反對一個規範，不等於擺脫所有規範

不能把文章直接當作今天完整的生殖自主宣言。作者以健康、知識與經濟自立衡量婚育資格，仍有排除性；談到障礙與生育的語言，也須放回歷史並批判。她對委託他人育兒及某些不願生育理由的嚴厲評價，同樣限制了承認選擇的範圍。

這些矛盾應與核心論點一起讀。一個人能反對母性吞沒自我，同時仍要求女性滿足道德、家庭與身體標準。把她寫成已抵達今天所有立場的先驅，反而抹去女性主義內部真實的分歧。

她要求父親參與養育，讓照顧不只是母親的責任；但這仍不能取代家庭外公共支持、有薪照顧者與不同家庭結構的討論。值得問的是：角色不能固定個人，那麼維持生活的勞動由誰、在什麼條件下承擔？

Haicault的兩種生活研究將多重角色連到協調成本；Carrasco的生命維持論讓「不應只做母親」繼續走向照顧如何重組，不把責任留給個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