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進步的女性主義

在當代女性主義話語中，“進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善。從投票權到職場平等，從避孕權到生育自主,女性主義運動的歷史常被敘述為一部不斷進步的史詩。然而，英國作家、UnHerd專欄作家瑪麗·哈靈頓在《反對進步的女性主義》中提出了一個激進而充滿爭議的論斷:所謂的”進步”並非對所有女性都是好事,甚至可能正在將大多數女性推向更加脆弱的境地。這本2023年出版的著作,標誌著一種自稱為”反動女性主義”(reactionary feminism)的新思潮的誕生,它挑戰了主流女性主義對技術、市場和個人自由的樂觀態度,呼籲我們重新審視現代性本身對女性的影響。

哈靈頓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她的思想軌跡頗為獨特。她在牛津大學獲得英國文學一等學位,但之後的二十年裡,她刻意迴避寫作,做過清潔工、公社成員、市場營銷主管、互聯網創業者、心理治療師等各種工作,最終”意外地”回到寫作。這種多元的生活經歷賦予她一種罕見的視角——她既不是學院派理論家,也不是職業活動家,而是從普通女性的真實生活出發,觀察女性主義話語與女性實際處境之間的鴻溝。她的文章常發表於《泰晤士報》《新政治家》《旁觀者》等主流媒體,同時在UnHerd開設每週專欄,並在Substack上運營名為”反動女性主義者”的獨立通訊。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可以概括為三個相互關聯的主張。第一,女性解放主要不是道德進步的結果,而是工業革命帶來的物質條件變化的副產品。第二,我們已經從工業時代進入數字時代,技術正在將我們從自然限制和身體性別差異中”解放”出來,但這種”解放”主要惠及精英階層,同時使女性身體、人類親密關係和女性生育能力更容易被商品化。第三,當代”女性主義”已被富裕的白領女性所壟斷,她們以代表所有女性的名義推進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卻對任何持不同意見的人——無論男女——揮舞”女性主義”這個大棒。

從工業革命到性革命的物質基礎。哈靈頓首先挑戰的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敘事:女性解放是啟蒙價值和人權理念勝利的結果。她認為,這種道德主義的歷史觀忽視了更根本的物質因素。在前工業社會,人類生活高度依賴體力勞動,男女之間的生理差異——尤其是女性的生育能力和相對較弱的體力——決定了相當嚴格的性別分工。女性不是因為”觀念落後”而被限制在家庭領域,而是因為在農業和手工業為主的經濟中,懷孕、哺乳和照顧幼兒與大多數生產活動存在實際衝突。

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機器取代了大部分需要體力的工作,工廠生產不再像農業那樣與家庭生活緊密結合。更重要的是,避孕技術的出現使女性第一次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生育。哈靈頓強調,正是這些物質條件的變化——而非觀念的”進步”——使女性進入公共領域、追求教育和職業成為可能。那些我們視為女性主義勝利的里程碑——婦女選舉權、同工同酬、教育平等——都是建立在工業化創造的物質基礎之上的。

但哈靈頓並不因此慶祝工業化。相反,她指出,工業化在”解放”女性的同時,也開啟了一個將人類生活日益市場化的過程。在前工業社會,家庭是生產和消費的基本單位,家庭內部的勞動——烹飪、紡織、照顧老幼——雖然未被市場承認,但對家庭生存至關重要,因此具有實質性的價值和權力。工業化將越來越多的生產活動從家庭轉移到工廠和市場,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被抹去,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相應下降。當女性主義者要求女性進入職場以獲得”解放”時,她們實際上是在接受一個前提:只有市場認可的勞動才有價值。

從性革命到生育技術的承諾與陷阱。如果說工業革命是第一次”解放”,那麼20世紀中葉的性革命和避孕藥的普及則是第二次”解放”。哈靈頓對此持高度批判態度。她認為,性革命的受益者主要是男性,而非女性。當性不再與生育必然相連,當”自由戀愛”成為新的規範,女性失去了傳統社會中那些保護性的結構——婚姻承諾、男性對後代的經濟責任、社區對性關係的監督。避孕藥使女性承擔起避孕的全部責任,而男性則從中獲益,不再需要為性行為承擔後果。

更糟糕的是,性革命為性和生育的進一步商品化鋪平了道路。當性與婚姻、與生育分離,它就更容易成為一種可交易的商品。色情產業的爆炸式增長、代孕的合法化、卵子和精子的商業化交易——所有這些都是在”個人自由”和”女性選擇”的旗幟下進行的,但哈靈頓質疑,這真的是女性想要的”自由”嗎?還是這只是讓女性的身體更容易被市場利用?

哈靈頓對代孕問題尤其關注。在許多國家,商業代孕被自由派女性主義者支持,理由是這給予了女性”選擇”如何使用自己子宮的權利,同時幫助了那些無法生育的夫婦。但哈靈頓指出,代孕實際上是富人從窮人那裡租用子宮——因為真正成為代孕者的,幾乎總是經濟上處於弱勢的女性。代孕合同將懷孕和生育——這些最深刻的人類經驗——簡化為一系列可量化的條款:預付款、里程碑付款、違約賠償。胎兒成為產品,子宮成為生產設施,母親成為承包商。這難道不是對女性身體最極端的商品化嗎?

精英女性主義與階級盲點。哈靈頓最尖銳的批判指向當代主流女性主義的階級性質。她認為,從197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運動日益被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白領工作的中產階級女性所主導。這些女性的核心訴求是進入男性主導的職業精英階層——成為CEO、律師、政治家、教授。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她們需要擺脫傳統的照顧責任,而這通常通過僱傭其他(往往是較貧窮的、有色人種的)女性來照顧她們的孩子、清潔她們的房屋、準備她們的食物來實現。

這種”女性主義”實際上強化了階級不平等。當精英女性主義者慶祝”打破玻璃天花板”時,她們很少關注那些根本沒有機會接近天花板的女性——那些在快餐店、護理院、清潔公司工作的女性,那些做多份零工勉強維持生計的單親母親。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精英女性的”成功”往往建立在剝削其他女性的勞動之上。當一個女律師每天工作12小時時,是誰在照顧她的孩子?當一個女高管出差時,是誰在清潔她的家?答案往往是那些沒有接受高等教育、沒有職業晉升機會、工資微薄的女性。

哈靈頓還批評主流女性主義對技術的天真樂觀。從避孕藥到體外受精,從冷凍卵子到代孕,技術被描繪為解放女性的工具。但哈靈頓提醒我們注意,這些技術往往有雙重效果。冷凍卵子技術使職業女性可以推遲生育,但它也使僱主更容易要求女性在生育年齡全身心投入工作,因為”反正你可以以後再生”。體外受精擴大了生育可能性,但它也創造了一個龐大的生育產業,將女性的卵子、子宮、胚胎都納入商業交易。每一項”解放性”技術都同時是一種新的控制和商品化形式。

反動女性主義的政治主張。那麼,哈靈頓提出的”反動女性主義”究竟主張什麼?”反動”一詞在當代政治話語中往往帶有負面含義,意味著倒退、保守、反對進步。哈靈頓有意識地重新佔有這個詞彙,用它來表示一種對”進步”敘事的根本質疑,一種願意從過去尋找智慧的態度。她的女性主義不是要回到19世紀,而是要質疑一個前提:新的就一定比舊的好,技術發展就等於人類福祉的提升。

具體而言,哈靈頓呼籲重新評價那些被現代社會貶低的勞動和實踐,尤其是照顧工作。她認為,主流女性主義在追求職場平等時,實際上接受了父權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即只有有報酬的市場勞動才有價值。但照顧孩子、老人、病人,維護家庭和社區關係,這些工作難道不是人類社會最根本的需求嗎?為什麼我們要貶低這些工作,認為它們是”不夠好”的選擇?

哈靈頓也質疑”選擇”作為女性主義核心價值的侷限性。當代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往往將女性解放等同於”選擇的自由”——選擇工作還是在家,選擇生育還是不生育,選擇婚姻還是單身。但哈靈頓指出,在一個充滿結構性不平等的社會,許多所謂的”選擇”實際上是被迫的。一個單親母親”選擇”做三份零工不是因為她熱愛工作,而是因為她需要養活孩子。一個年輕女性”選擇”成為代孕者不是因為她覺得這有意義,而是因為她需要錢。將這些稱為”自由選擇”是對現實的扭曲。

此外,哈靈頓對跨性別運動持批判立場,這使她成為一個更具爭議的人物。她認為,跨性別意識形態是”進步”邏輯的極端體現——它假設我們可以通過技術完全超越生理性別,身體只是可以隨意修改的”原材料”。但她警告,這種對身體的技術主義態度最終會傷害女性,因為它抹去了女性作為一個生理類別的現實,也就抹去了基於性別的壓迫和歧視的物質基礎。如果”女性”只是一種自我認同,那麼基於女性生理現實的政治主張——如生育權利、月經平等、反性暴力——就失去了根基。

爭議與反思。《反對進步的女性主義》自出版以來引發了激烈爭論。支持者認為哈靈頓勇敢地指出了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盲點和階級性質,她對技術商品化的批判尤其重要。批評者則認為她的”反動”立場實際上是在為父權制辯護,她對傳統家庭和性別角色的某種懷念忽視了這些結構對女性的壓迫。她對跨性別議題的立場更是使她被一些人標籤為”跨性別排斥激進女性主義者”(TERF)。

從理論上講,哈靈頓的論述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她對工業化前社會的描述可能過於浪漫化。雖然她正確地指出家庭勞動在那時具有經濟價值,但她似乎淡化了前現代社會中女性受到的法律和社會限制——無財產權、無政治權利、婚姻中的從屬地位、有限的教育機會。其次,她的階級分析雖然尖銳,但解決方案相對模糊。批判精英女性主義的階級性是一回事,提出一個真正能夠服務於工人階級女性的政治綱領是另一回事,而後者在書中並不充分。

然而,哈靈頓提出的核心問題是我們無法迴避的:當”進步”主要惠及少數精英,當”自由”變成商品化的遮羞布,當技術發展使人類最私密的經驗都可以被買賣,我們還應該無條件地擁抱”進步”嗎?她的批判迫使我們思考,女性主義的目標到底是什麼——是讓少數女性進入權力階層,還是改造這個權力結構本身?是讓女性在市場上與男性平等競爭,還是質疑市場邏輯對人類生活的統治?

《反對進步的女性主義》也提醒我們,女性主義內部的多元性和分歧。女性主義從來不是鐵板一塊的意識形態,而是一個充滿張力和辯論的思想傳統。自由派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激進女性主義、黑人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每一種都對女性壓迫的根源和解放的路徑有不同理解。哈靈頓的”反動女性主義”加入了這場持續的對話,即使我們不同意她的所有主張,她提出的問題——關於技術、市場、身體、階級——都值得認真對待。

這本書對當下中國語境也有特殊的啟示意義。中國正在經歷快速的現代化和數字化,女性面臨著與西方相似但又獨特的挑戰:生育率下降與生育政策的轉變,職場性別歧視與婚育懲罰,家庭照顧責任的不平等分配,代孕和輔助生殖技術的灰色地帶。哈靈頓對”進步”的質疑提醒我們,在擁抱技術和市場化時保持警惕,在追求職場平等時不要貶低照顧勞動,在強調個人選擇時不要忽視結構性約束。

最終,《反對進步的女性主義》的價值不在於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答案,而在於它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假設。它是一本充滿挑釁的書,一本會讓許多讀者不舒服的書,但也正因如此,它是一本重要的書。在一個”進步”似乎成為不可質疑的信條的時代,哈靈頓提醒我們,真正的批判性思考需要敢於質疑主流敘事,即使這意味著被貼上”反動”的標籤。對於任何關心女性主義未來方向的人來說,這本書都值得認真對待——無論你最終是否同意它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