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解放者：Savitribai Phule 的生命與鬥爭

《被遺忘的解放者》並非把 Savitribai Phule 塑造成供人紀念的孤立英雄，而是透過傳記文章、三封寫給 Jotiba Phule 的信、詩歌、照片、年表和學生作品，重建十九世紀西印度反種姓運動的知識世界。書名中的「被遺忘」首先指向歷史書寫的選擇：一個將女性教育、首陀羅與達利特解放、寡婦生存和農民正義連接起來的思想家，為何長期被上層種姓主導的民族史和歐美中心的女性主義史擠到邊緣。

Savitribai 與 Jotiba 在 1848 年於浦那開辦女校，但本書使讀者看見，「第一位女教師」並不是沒有衝突的榮譽稱號。女孩，尤其是被壓迫種姓女孩獲得讀寫能力，會動搖婆羅門知識壟斷、父權家庭和童婚秩序，因此教學本身就是政治行動。她上學途中遭受辱罵和投擲汙物的故事固然著名，更重要的是她沒有把教育理解為個人向上流動，而是視為被壓迫者辨認制度、組織彼此並拒絕宿命的工具。

文集中最有力量的材料之一，是 Phule 學校學生 Mukta Salve 對 Mang 與 Mahar 社群處境的控訴。把一位達利特少女的文字與著名改革者的生平並置，改變了「偉人賜予弱者教育」的敘事：學校產生的不只是受教育者，而是能夠分析宗教權威、勞動剝削和社會羞辱的知識主體。Savitribai 的詩同樣把學習寫成覺醒與反抗，說明她不只是執行丈夫方案的助手，而是以自己的語言建構反種姓教育倫理的作者。

書信呈現她如何在親屬關係和公共行動之間實踐原則。她支持跨種姓結合、反對榮譽暴力，並與 Jotiba 共同為寡婦、未婚母親和可能遭殺害的嬰兒建立支持空間。這些行動揭示種姓並非單獨的等級制度：它依靠控制女性的婚姻、性、生育與繼承來複製邊界。反種姓政治因此必然是女性主義政治，而女性教育若不觸及婚姻紀律、性羞辱和物質生存，也可能只讓少數人進入舊制度。

Savitribai 後來參與真理追求者協會的工作，在 Jotiba 去世後繼續組織，並在 1897 年瘟疫期間照顧病患，最終染疫去世。文集將這些實踐放在農民、勞動者和受壓迫種姓的集體鬥爭中，抵抗一種常見的溫和化處理：只讚揚她「重視教育」，卻刪去她對婆羅門主義、經典權威和社會等級的正面挑戰。她的教育觀不是慈善，而是改變誰能解釋世界、誰能拒絕服從的權力再分配。

這本文集也需要審慎閱讀。它篇幅不長，帶有鮮明的紀念與恢復正義目的，某些生平細節依賴後來的敘述；以 Phule 夫婦為中心，也可能遮住 Sagunabai 等合作者、學生和更廣泛非婆羅門網絡的勞動。嚴肅閱讀不應把「找回一位偉大女性」當成終點，而要繼續追問檔案由誰保存、個人名望如何分配，以及運動中的集體知識為何再次被壓縮成少數名字。

對 FemRes 來說，本書重新安排了女性主義史的時間與地理。十九世紀馬哈拉施特拉的女孩學校、反種姓詩歌和寡婦支持，不是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傳入後的地方性回聲，而是從當地壓迫結構中生長出來的思想與制度實驗。Savitribai 留下的問題仍然尖銳：教育是在訓練人適應等級，還是讓她們擁有拆解等級的語言？誰能進入課堂，誰的經驗又能成為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