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女郎

檔案可以排除一段生命兩次：先不保存它，再使它的缺席看起來證明那裡從來什麼也沒有。雪莉・鄧耶1996年的《西瓜女郎》以虛構回應這一難題。導演扮演名叫雪莉的錄影帶店員工，調查一位只被署名為「西瓜女郎」的黑人演員。她追索的費伊・理查茲是虛構人物；影片的歷史介入，需要讓這一事實保持可見。

紀錄片慣例使尋找顯得可信，也暴露可信如何被製作。研究、訪談與檔案材料，似乎承諾紀錄會逐漸累積。鄧耶扮演的自我版本，使調查者與被欲望驅動的人難以分開。問題不只是文件是否真實，還在於什麼證據曾經可以被用來，使黑人女同志的生命獲得辨認。

歷史缺席有物質條件

在2023年訪談中，鄧耶說明伊芙・大石幫助尋找照片，但使用既有檔案的授權費用超出製作能承擔的範圍。自行製作檔案成為對此障礙的回應。缺席的意義因而改變：文件可能確實存在於某處，卻仍不對需要使用它的人開放。

這不等於歷史事實只要不便就可以替換。虛構的費伊・理查茲不是被找回的傳記，不應被當成真實演員引用。虛構讓「找回歷史」的條件本身進入考察：誰擁有可用影像？誰支付得起複製和授權？誰有資格在銀幕上成為歷史研究者，而不只是他人紀錄的對象？

鄧耶將紀錄與敘事形式的混用稱為「Dunyementary」。訪談把這種遊戲，連結到運用身邊可用的器材、人物與工具，以及看到電影揭示觀眾如何容易相信表演的經驗。形式實驗與物質限制在此相遇。喜劇和自覺暴露製作的方式，沒有使歷史變得不重要，而是在檢驗通常認證重要性的慣例。

酷兒共同體並不在種族權力之外

尋找同時伴隨雪莉與白人女性黛安娜的關係，以及她與朋友塔瑪拉的衝突。Janus簡介把調查與戀愛連結起來，沒有將它們分成兩種無關類型。誰的欲望擁有空間，誰的判斷被輕視，什麼歷史讓一段吸引力獲得理解，這些問題彼此關聯。

酷兒的可見性不會自動消除親密關係或文化機構中的種族不平等。共享邊緣身分，也不保證人們對愛情、再現或過去達成一致。影片容許這種女性主義閱讀，卻不要求人物成為模範發言人。分歧可以是共同體生活的一部分，不必被當作團結失敗的證據。

想像制度不曾提供的過去，也有其限度。虛構能夠使另一種歷史變得可想像，卻不能獨自歸還失蹤紀錄、確保使用資格，或重新分配下一部電影的資金。鄧耶在訪談中把文化改變連結到合作，以及將機構機會交給他人。當承認改變了誰能夠製作、傳播作品，而不只是讚美誰是先驅時，它才具有物質意義。

條目採用Janus現行DCP紀錄的84分鐘；First Run二十週年版列90分鐘，也是所選海報的來源，另有發行資料列83分鐘。這些是版本差異，不必讓一個數字代表所有版本。海報識別的是同一影片的修復發行，而非另一部1996年的作品。

《婦女、種族與階級》以不同方法追索制度與黑人女性勞動；鄧耶在訪談中談到的創作啟發《塵土之女》，則把女性歷史書寫放在跨世代電影時間中。虛構檔案與家族記憶的繼承，對證據提出不同主張；配讀不應抹去這些形式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