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女郎

档案可以排除一段生命两次：先不保存它，再使它的缺席看起来证明那里从来什么也没有。谢丽尔·邓耶1996年的《西瓜女郎》以虚构回应这一难题。导演扮演名叫谢丽尔的录像店员工，调查一位只被署名为“西瓜女郎”的黑人演员。她追索的费伊·理查兹是虚构人物；影片的历史介入，需要让这一事实保持可见。

纪录片惯例使寻找显得可信，也暴露可信如何被制作。研究、访谈与档案材料，似乎承诺记录会逐渐累积。邓耶扮演的自我版本，使调查者与被欲望驱动的人难以分开。问题不只是文件是否真实，还在于什么证据曾经可以被用来，使黑人女同性恋的生命获得辨认。

历史缺席有物质条件

在2023年访谈中，邓耶说明伊芙·大石帮助寻找照片，但使用既有档案的授权费用超出制作能承担的范围。自行制造档案成为对此障碍的回应。缺席的意义因而改变：文件可能确实存在于某处，却仍不对需要使用它的人开放。

这不等于历史事实只要不便就可以替换。虚构的费伊·理查兹不是被找回的传记，不应被当成真实演员引用。虚构让“找回历史”的条件本身进入考察：谁拥有可用影像？谁支付得起复制和授权？谁有资格在银幕上成为历史研究者，而不只是他人记录的对象？

邓耶将纪录与叙事形式的混用称为“Dunyementary”。访谈把这种游戏，连接到运用身边可用的器材、人物与工具，以及看到电影揭示观众如何容易相信表演的经验。形式实验与物质限制在此相遇。喜剧和自觉暴露制作的方式，没有使历史变得不重要，而是在检验通常认证重要性的惯例。

酷儿共同体并不在种族权力之外

寻找同时伴随谢丽尔与白人女性黛安娜的关系，以及她与朋友塔玛拉的冲突。Janus简介把调查与恋爱联系起来，没有将它们分成两种无关类型。谁的欲望拥有空间，谁的判断被轻视，什么历史让一段吸引力获得理解，这些问题彼此关联。

酷儿的可见性不会自动消除亲密关系或文化机构中的种族不平等。共享边缘身份，也不保证人们对爱情、再现或过去达成一致。影片容许这种女性主义阅读，却不要求人物成为模范发言人。分歧可以是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不必被当作团结失败的证据。

想象制度不曾提供的过去，也有其限度。虚构能够使另一种历史变得可想象，却不能独自归还失踪记录、确保使用资格，或重新分配下一部电影的资金。邓耶在访谈中把文化改变联系到合作，以及将机构机会交给他人。当承认改变了谁能够制作、传播作品，而不只是赞美谁是先驱时，它才具有物质意义。

条目采用Janus现行DCP记录的84分钟；First Run二十周年版列90分钟，也是所选海报的来源，另有发行资料列83分钟。这些是版本差异，不必让一个数字代表所有版本。海报识别的是同一影片的修复发行，而非另一部1996年的作品。

《妇女、种族与阶级》以不同方法追索制度与黑人女性劳动；邓耶在访谈中谈到的创作启发《尘土之女》，则把女性历史书写放在跨世代电影时间中。虚构档案与家族记忆的继承，对证据提出不同主张；配读不应抹去这些形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