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克、「男人婆」與「福利女王」

非主流的身分，不會自動產生改變社會的政治。凱茜·J.科恩1997年的《龐克、「男人婆」與「福利女王」》以一場愛滋病服務組織內部的種族主義爭議開篇，追問酷兒政治能否突破它所反對的等級。題名使用的是受汙名化的稱呼，不是給人物貼上客觀類別。

誰站在規範之外

科恩反對將異性戀與一切酷兒簡單分成特權者和反抗者。貧困的有色人種單親母親，即使是異性戀，也可能因生育、家庭和福利使用被視為偏離規範。反過來，擁有種族與階級優勢的同性戀者，未必支援她們爭取資源。

這不是把所有邊緣經驗叫作同一種酷兒身分，而是改變組織聯盟的問題：一個人與主導制度有什麼關係，什麼資源受到控制，願意支援哪些人的鬥爭？如果只爭取被現有機構接納，機構內部的種族與階級等級仍可原樣運作。

連帶需要相互承諾

文章也拒絕把受壓迫變成政治正確的保證。遭福利汙名的女性未必支援同性戀權利，同性戀者也可能贊成削減福利。共同的邊緣位置提供結盟的可能，卻需要透過相互支援的實際承諾來檢驗，不能由理論替參與者宣佈團結。

科恩承認文章沒有給出詳盡的行動藍圖。這讓它更適合作為診斷聯盟邊界的工具，而不是萬能組織手冊；1990年代美國的福利與愛滋病政治也需要保留歷史語境。

康巴希河集體的宣告為自主組織與多重壓迫提供配讀；《酷兒（不）正義》則使問題進入刑事化制度。兩者能幫助檢驗激進性究竟來自身分名稱，還是來自願意改變哪些物質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