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性异性恋与女同性恋存在

1980年，诗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在《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期刊》上发表了《强制性异性恋与女同性恋存在》一文，这篇论文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研究的奠基性文本之一。里奇挑战了异性恋作为女性”天然”性取向的普遍假设，论证异性恋实际上是一种强加给女性的政治制度。通过引入”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和”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的概念，她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性、权力和女性团结之间的关系。

理论背景与写作动机

里奇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70年代末女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和争论。当时，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经常被边缘化，她们的经历和理论贡献被忽视或轻视。同时，主流女性主义倾向于将异性恋视为理所当然，很少质疑其作为一种制度的政治性质。

里奇的写作动机是多重的：首先，她要挑战女性主义学术中对女同性恋经历的系统性忽视；其次，她要揭示异性恋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政治强制的产物；最后，她要提出一种更包容的女性团结概念，超越狭隘的性取向分类。

文章最初是为现代语言协会的一个关于女性性行为的专题小组准备的，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成为理解性、权力和抵抗的革命性框架。

强制性异性恋的概念

里奇论文的核心贡献是”强制性异性恋”概念的提出和阐述。她论证，异性恋不应被视为女性的自然倾向或自由选择，而应被理解为父权制强加的政治制度。

强制性异性恋通过多种机制运作：

经济强制：女性在经济上依赖男性，通过工资差异、职业隔离和财产权的限制，女性被迫进入异性恋婚姻以获得经济安全。

身体暴力：通过强奸、家庭暴力、性骚扰等形式的暴力，女性被强制进入异性恋关系，或因恐惧而保持在这些关系中。

意识形态控制：通过浪漫爱情的神话、母性的理想化、异性恋家庭的规范化，女性被教导相信异性恋是唯一正常和可取的生活方式。

女同性恋的抹除：通过使女同性恋不可见、病理化或犯罪化，女性被剥夺了选择同性关系的可能性。

里奇列举了男性权力用来控制女性的八种手段，包括拒绝女性自己的性、强加男性性、控制或剥夺她们的孩子、将女性身体限制和禁锢、将女性用作交易对象、限制她们的创造力、阻止她们获得知识，以及剥夺她们的同性亲密关系。

女同性恋连续体的革命性概念

里奇提出的”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是论文中最具创新性和争议性的概念之一。她扩展了”女同性恋”的定义，使其包含”一系列女性认同的经历”，不仅限于性欲望或性行为。

女同性恋连续体包括：女性之间的友谊和情感纽带；女性的指导关系和支持网络；女性为其他女性的权利而斗争；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女性艺术家、作家之间的创造性合作；历史上女性的抵抗社区。

这个概念的革命性在于它重新定义了什么构成”女同性恋经历”。里奇认为，任何形式的女性之间的主要情感强度和女性认同都可以被理解为女同性恋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包括那些可能从未有过与女性的性关系，但将情感和政治能量主要投入到其他女性的女性。

这种扩展的定义挑战了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对立，展示了女性关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如何被强制性异性恋所压抑和否认。

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

里奇批判了当时的女性主义理论未能充分理解强制性异性恋的重要性。她指出，即使是最激进的女性主义分析也经常将异性恋视为理所当然，未能质疑其作为政治制度的本质。

她特别批评了几位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

对于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里奇认为她虽然分析了性别不平等，但未能充分探讨强制性异性恋如何维持这种不平等。

对于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里奇批评其假设女孩”自然地”转向父亲和男性，忽视了这种转向的强制性质。

对于多萝西·丁纳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里奇指出她未能考虑女同性恋作为打破母亲垄断育儿的另一种可能性。

里奇论证，不理解强制性异性恋，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女性压迫的本质和机制。

历史和跨文化视角

里奇的论文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和跨文化例证，展示了女性之间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强制性异性恋的历史特定性。

她讨论了：中国的”自梳女”（marriage resisters），拒绝婚姻并形成女性社区；非洲的女性婚姻制度，其中女性可以”娶”其他女性；19世纪的”波士顿婚姻”，女性伴侣共同生活；历史上的女性修道院和女性社区。

这些例子展示了当女性有选择时，许多人选择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它们也揭示了不同社会如何以不同方式组织和控制女性的性和情感生活。

理论影响与贡献

《强制性异性恋与女同性恋存在》对多个理论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酷儿理论：里奇的工作为后来的酷儿理论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对异性恋规范性（heteronormativity）的批判。她展示了性取向如何不是私人选择而是政治制度。

交叉性分析：虽然里奇的分析主要关注性别和性，但她也注意到种族、阶级和其他因素如何影响强制性异性恋的运作。

女性团结的重新概念化：通过女同性恋连续体的概念，里奇提供了一种更包容的女性团结视野，不需要共同的性取向或经历。

制度分析：里奇展示了如何分析看似”自然”的社会安排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制度。

批评与争议

里奇的论文也引发了重要的批评和辩论：

本质主义的指控：一些批评者认为，女同性恋连续体概念可能抹除了女同性恋作为特定性身份的重要性，将所有女性关系都归入”女同性恋”类别。

忽视性欲望：一些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批评里奇淡化了性欲望和性实践在女同性恋身份中的重要性。

普遍化问题：批评者指出，里奇的分析可能过于普遍化，未能充分考虑不同文化、种族和阶级背景下强制性异性恋的不同运作方式。

能动性问题：一些人认为，将所有异性恋关系都视为”强制”的产物，可能否认了女性在这些关系中的能动性和真实欲望。

当代相关性

四十多年后，里奇的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政治相关性：

#MeToo运动：强制性异性恋的分析帮助理解性暴力和骚扰如何作为维持父权制的系统性工具。

婚姻平等辩论：里奇的工作提供了理解为什么同性婚姻权利如此具有威胁性的框架——它挑战了异性恋婚姻的强制性和规范性。

跨性别权利：虽然里奇的原始分析未充分包含跨性别经验，但她对性别和性的强制性系统的批判为理解跨性别压迫提供了工具。

“Comphet”的流行：在社交媒体上，“comphet”（强制性异性恋的缩写）已成为年轻人探索和质疑自己性取向的流行概念。

方法论创新

里奇的论文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创新性。她结合了：个人叙述和政治分析；历史研究和当代批判；文学分析和社会理论；跨文化比较和具体案例研究。

这种跨学科方法展示了如何将不同类型的证据和分析结合起来，创造新的理论见解。它也为后来的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模型。

政治意涵

里奇的分析具有激进的政治意涵。如果异性恋是强制的而非自然的，那么：现有的性别和性安排是可以改变的；女性的解放需要挑战强制性异性恋；女性之间的团结和联盟是抵抗父权制的关键；个人的性选择具有政治意义。

她呼吁女性主义运动认真对待女同性恋的存在和经验，不是作为边缘议题，而是作为理解和挑战父权制的核心。

结论：重新想象可能性

艾德里安·里奇的《强制性异性恋与女同性恋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理解性、权力和抵抗的方式。通过揭示异性恋的政治性质和强制性特征，她打开了重新想象性别关系和性关系的空间。

女同性恋连续体的概念不仅扩展了我们对女同性恋的理解，也提供了女性团结的新视野。它展示了女性之间的联系如何一直存在，尽管受到压制和否认，并且这些联系可能成为抵抗和变革的基础。

里奇的工作提醒我们，最看似自然和私人的生活领域——性和亲密关系——实际上是深刻政治化的。认识到这种政治性是第一步，挑战和改变压迫性制度是下一步。在追求性别正义的持续斗争中，里奇的洞见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和政治资源。

这篇论文的持久价值在于它拒绝接受现状为不可避免，坚持想象和创造不同的可能性。正如里奇所写：“当我们将这些可能性的扩展和解放视为女性的权利时，我们可以开始想象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