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不是无性：津巴布韦残障女性的生育经历与愿望

Christine Peta 把一个常被当成常识的判断翻转过来：残障女性并非天然没有性与生殖生活。标题中的“不是无性”不是反对无性身份，而是反对由他人替残障女性预先决定她们没有欲望、不会建立亲密关系，因而不需要生殖健康信息。这种假设会进入医疗沟通、服务安排与家庭关系，让本应由当事人作出的选择变得不可见。

文章从一项更广泛的性经验研究中，聚焦津巴布韦哈拉雷 16 名、年龄 18 至 65 岁的残障女性，采用生命叙事和传记叙事诠释方法。Peta 讨论她们对生育的经验与愿望，而不是用一组数字估算某种态度在全国的比例。叙事呈现出不同处境：有人希望拥有亲生子女，也有人面对关系、健康服务与社会期待的限制。把这些声音并置，恰恰能抵抗把“残障女性”写成单一角色的做法。

研究所揭示的障碍不止是诊所有没有服务。沟通方式不合适、缺少可理解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以及避孕咨询不足，都会削弱女性在照护中提问、理解和表达同意的条件。与此同时，亲密关系与生育有时会被家庭或机构以保护之名管控；文章记录的强制绝育问题尤其说明，社会既可能把残障女性视为没有性，也可能在不尊重其意愿的情况下控制其生育。两种看似相反的态度，都把决定权从当事人手中移走。

因此，生殖正义在这里既不是鼓励生育，也不是把“选择”当作脱离条件的个人意志。权利要能落实，服务必须提供可及的沟通和可靠信息，医疗决定应建立在知情、自愿与尊重之上；同时，也要承认女性可以想要孩子、不要孩子，或拥有不同的性身份。把残障等同于无性，会使她们被排除在服务之外；把母职当作唯一解放路径，则会再次规定她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

研究采用哈拉雷的滚雪球招募，样本小且来自特定城市，不能代表津巴布韦所有残障女性；文章也从更广泛的研究材料中选取了生育主题。它提供的价值不是全国性结论，而是让医疗制度和亲属关系中的权力机制透过具体叙事显影。可与残障正义十项原则及关于残障女孩参与式影像的越南研究并读，并对照斯里兰卡集体权利倡议的政策简报：它们分别从原则、研究中的叙述权、医疗自主与公共倡议切入，不应混为同一种经验。阅读期刊论文，可查看研究方法与作者对适用范围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