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残障女孩参与手机影像创作：参与式视觉研究如何回应暴力

Nguyen、Gonick 与 Bui 提出一个带有政治后果的方法问题：谁有权叙述残障女孩的生活？这篇 2021 年的论文没有把手机影像当成消除排斥的技术解方，而是追踪一项由女孩分组创作短片的计划；残障女性与当地残障者组织也参与塑造过程。重点不只是让参与者出现在镜头里，而是由她们选择场景、影像与结尾，使日常权力关系变得可见。

研究在越南三个社群进行：河内与芹苴的都市地区，以及顺化的阿卢伊；共有 86 名残障者参与，其中包括 55 名女孩与 31 名女性。女孩的参与条件与教育及社群生活中的歧视、障碍有关。她们以四至五人为一组，构思分镜，再用手机拍摄短片；残障女性协助带领，当地组织也参与调整问题与活动，使其贴近具体情境。影像创作因此是更广泛讨论与组织工作的其中一环，而不是孤立交给参与者的一台设备。

作者分析的片段包括：一名视障女孩拒绝回应霸凌者，直到对方道歉；另一部短片里，一名少数族裔女孩在课堂上被剥夺发言权、被要求打扫，并在拒绝替同学服务时遭到威胁。这些场景不是抽象的“脆弱”例证；女孩选择的镜头让校园权威、同侪阶序、族群差异与健全主义如何交织具体浮现。第二部影片以拒绝作结，也改写了叙事位置：女孩不只被呈现为受排斥者，也是在限制中采取行动的人。

这正是论文对残障正义的深化之处。“发声”不是研究者赋予的恩惠，参与也不会自动带来平等。作者承认自己作为成人与研究者仍握有权力，并提醒读者不要浪漫化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关系。手机摄影可以开出另一种意义建构路径，让不容易被访谈语言承载的故事被看见；但它本身不能消除障碍、保证无障碍参与，也不能决定谁掌握最后的诠释。

研究范围受限于三个据点与透过残障者组织招募的方式；未连结这些组织的女孩可能没有同样的参与机会。这些发现不能代表越南所有残障女孩，更不能代表整个全球南方。可与既有的〈残障正义十项原则〉并读，从运动原则转向具体研究实践；也可接着看津巴布韦生育自主研究与斯里兰卡集体权利倡议。这是编辑安排的阅读路径，不是共同数据集。期刊论文列有研究设计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