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障者更常遭受身体、性与言语暴力

当暴力研究谈到“女性”或“残障者”，哪些人的经验被平均数遮住，哪些人根本无法进入调查？Éva Baradji 与 Olivier Filatriau 的《Les personnes handicapées sont plus souvent victimes de violences physiques, sexuelles et verbales》发表于 2020 年，由 DREES 与 SSMSI 共同发布。它将法国受害经历调查与警方记录并置，说明残障与性别不能分开理解，也让调查本身的可及性成为安全问题的一部分。

先读清楚谁被统计、统计哪段时间

研究合并了 2011—2018 年的八次《Cadre de vie et sécurité》调查，样本为法国本土普通家庭中的 86,600 名 18—64 岁受访者。问题涉及每次访问前两年的受害经历，包含未向警方报告的事件。因此，这些比例不是终生遭受暴力的比例，也不是 2018 年单年的发生率。

调查中的残障分类来自家庭问卷对残障、生活不便或困难的识别，并不等于只计算持有行政认定的人。这个定义影响谁进入比较组。原始研究也用逻辑回归调整年龄、就业、家庭构成和居住环境等特征，并明确指出：这些关系仍是描述性的，不能解释为因果关系。

性别与残障怎样改变安全的条件

在女性受访者中，被识别为有残障者的 9.0% 报告曾遭受身体和／或性暴力，没有报告残障者则为 5.8%。这是上述样本范围和两年回溯期内的比较。调整若干社会人口特征后，差异仍然存在。它挑战了把女性暴力经验当作同质整体的做法，却没有证明某一种身体状况本身“导致”暴力。

研究还区分施害者是否属于受害者家庭，以及暴力发生在哪里。来自家庭之外的人，也可能在受害者住所或住宅公共区域施暴；“家庭之外的暴力”不能自动翻译成街头陌生人攻击。熟悉的生活环境不一定提供安全，依赖关系和日常接触也值得追问。

由此展开的女性主义问题，是如何让支持既可获得又可问责，而不是把残障者描述成天然脆弱、需要他人替她决定的人。依赖协助与拥有表达、拒绝及求助的权利可以同时成立。这是由研究结果引出的制度问题，并非文章已经验证了某一种保护方案。

无法回答的人，不能因此变得无关紧要

普通家庭调查不包含专门机构中的居民；个人问卷又禁止由第三方代答，提供的作答便利有限，使部分有感官、认知或心理困难、无法回答的人未被访问。这些是研究明确说明的边界。不能把调查没有收集到的经验当作没有发生的伤害。

警方的 2018 年行政记录能补充机构居民及更广年龄范围的案件，但它只涉及进入警方视野的事件，残障识别和案件背景信息也不完整。记录中某类案件占比高，不等于该群体在人口中遭受这种暴力的概率。两种材料应互相补充，不能拼接成一个没有盲点的总体。

这也留下一个具体张力：保密、独立陈述与调查可及性怎样兼顾？引入协助可能改变陈述环境，但完全缺少协助又会让某些人失声。安全政策需要面对这些条件，而不是要求每个人以同一种方式讲述经历。

从风险证据走向支持与自主

《照护劳动：梦想残障正义》提供由社群组织支持的另一条路径，帮助讨论协助如何不变成控制；《女性主义、酷儿与残障》则追问正常身体、自立和价值的标准。这些理论与行动写作不是法国调查的结论，却能把“更常遭受暴力”带向支持条件、制度责任与残障者自身的决定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