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性别

1987年，坎迪斯·韦斯特（Candace West）和唐·H·齐默尔曼（Don H. Zimmerman）在《性别与社会》期刊上发表了《做性别》（“Doing Gender”）一文，这篇论文彻底改变了学术界对性别的理解方式。作为社会学和性别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它提出了性别不是静态的属性或角色，而是人们在日常互动中持续”做”出来的成就。这一理论框架不仅革新了性别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深刻影响了对身份、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理解。

理论背景与问题意识

韦斯特和齐默尔曼写作这篇论文的背景是1980年代性别研究面临的理论困境。当时的性别研究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将性别视为个体的内在特质或属性，另一种将性别理解为社会角色。但这两种取向都无法充分解释性别在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作者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来理解性别如何在微观互动中被生产和再生产。他们借鉴了民族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的洞见，特别是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关于社会秩序如何通过日常实践产生的理论，来重新思考性别问题。

核心概念区分：性、性别类别与性别

论文的一个关键贡献是区分了三个经常被混淆的概念：

性（Sex）：基于社会同意的生物学标准对人类的分类，通常在出生时或出生前根据生殖器官进行判定。这是一种生物学分类，但其标准本身也是社会建构的。

性别类别（Sex Category）：基于在日常生活中展示和识别的性别成员资格的社会分类。人们通过服装、举止、声音等可识别的特征来宣称和被归入某个性别类别。重要的是，性别类别的归属并不总是与生物学的性一致。

性别（Gender）：在特定情境中管理行为的活动，这些活动根据对某个性别类别成员的规范性期待进行。性别不是人们”拥有”的东西，而是人们”做”的事情。

这种概念区分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即使在生物学性别模糊或变化的情况下，人们仍然能够成功地”做”性别，以及为什么性别表现可以在不同情境中有所变化。

“做性别”的机制

韦斯特和齐默尔曼详细阐述了”做性别”的具体机制：

问责性（Accountability）：人们的行为总是面临被他人评价和解释的可能性。在性别方面，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会被按照性别规范来评判，因此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问责性是无所不在的——无论人们是否有意识地”表演”性别，他们的行为都会被理解为性别化的。

互动成就（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性别不是独白式的表演，而是互动的产物。它需要他人的认可、回应和共同参与。例如，男性的”绅士风度”需要女性的接受和回应才能成功实现。

情境性（Situational）：做性别总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进行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做”性别。例如，一个女性在职场和家庭中可能展现不同的性别化行为。

常规化（Routinization）：虽然做性别需要持续的努力，但它通常被体验为自然和不费力的。这是因为做性别的技能从小就被学习和内化，成为日常生活的常规部分。

案例分析：艾格尼丝的故事

论文详细分析了加芬克尔研究的艾格尼丝（Agnes）案例。艾格尼丝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她的经历生动地展示了”做性别”的过程。艾格尼丝必须有意识地学习和实践那些对于出生即被归类为女性的人来说似乎”自然”的行为。

通过艾格尼丝的案例，作者们展示了：性别化行为的习得性质——艾格尼丝必须学习如何坐、如何走路、如何说话才能被认可为女性；性别的脆弱性——一个错误的姿势或语调可能会破坏她的性别呈现；他人在性别建构中的作用——艾格尼丝的成功依赖于他人愿意将她视为和对待为女性。

这个案例揭示了所有人都在”做”性别，只是大多数人因为从小的社会化而感觉不到这种”做”的努力。

权力与不平等的再生产

韦斯特和齐默尔曼强调，做性别不仅仅是中性的社会过程，它也是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通过日常的性别化互动，男性支配和女性从属的社会秩序被不断地重新确立。

例如，在对话中的打断模式研究中，他们发现男性更频繁地打断女性，而女性倾向于让步。这些微观的互动模式累积起来，强化了更大规模的性别不平等。即使在看似平等的情境中，性别化的互动模式也会重新建立等级制度。

做性别因此成为”做差异”和”做支配”的过程。它不仅标记了差异，还赋予这些差异以价值和意义，通常是以维持现有权力结构的方式。

理论贡献与影响

《做性别》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

超越本质主义：论文有效地挑战了性别本质主义，展示了性别如何是社会建构而非生物决定的。但它避免了简单的社会决定论，承认了身体和生物学在性别建构中的作用。

微观-宏观联系：论文建立了微观互动与宏观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展示了日常互动如何维持和改变更大的社会秩序。

能动性与结构：虽然强调了性别的建构性，论文也承认了结构性约束的存在。人们在”做”性别时既有创造性，又受到规范性期待的限制。

跨学科影响：这一理论框架影响了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成为理解身份和社会类别的重要工具。

批评与发展

《做性别》也面临一些批评和挑战：

一些批评者认为，论文过分强调了性别的表演性方面，可能忽视了物质和身体的现实。另一些人指出，论文主要关注二元性别体系，对非二元性别经验关注不足。

还有批评认为，“做性别”框架可能暗示人们可以随意选择不”做”性别，这低估了性别规范的强制性。韦斯特和齐默尔曼在2009年的后续文章中回应了这些批评，强调了性别问责制的不可避免性。

后续发展：“做差异”

1995年，韦斯特与莎拉·芬斯特梅克（Sarah Fenstermaker）将”做性别”的概念扩展为”做差异”（Doing Difference），纳入了种族和阶级的分析。他们认为，性别、种族和阶级是同时被”做”出来的，它们在互动中相互构成。

这一扩展回应了交叉性理论的挑战，展示了不同的社会类别如何在日常实践中被同时生产。但这一扩展也引发了新的争论，特别是关于不同形式的差异是否可以用相同的理论框架来理解。

当代相关性

三十多年后，《做性别》的理论框架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在#MeToo运动、跨性别权利运动、性别流动性讨论日益增多的今天，理解性别作为持续的社会成就而非固定属性变得更加重要。

这一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改变性别不平等如此困难——因为它嵌入在日常互动的最细微层面；跨性别者的经历如何揭示了所有人都在”做”性别的事实；数字时代中性别如何在新的平台和媒介中被”做”出来；性别规范的变化如何通过日常实践的改变而发生。

方法论创新

《做性别》在方法论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展示了如何将民族方法学的微观分析与性别研究的批判视角结合起来。这种方法强调对日常互动的细致观察，关注人们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维持社会秩序。

这种方法论取向影响了后续的性别研究，促进了对日常生活、身体实践、互动仪式等的关注。它也推动了质性研究方法在性别研究中的发展。

结论：性别作为动词

韦斯特和齐默尔曼的《做性别》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理解性别的方式。通过将性别概念化为动词而非名词，为持续的成就而非静态的属性，他们开启了理解和研究性别的新途径。

这篇论文的持久影响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既具有理论深度又贴近日常经验的框架。它帮助我们理解性别不平等的顽固性，同时也指向了变革的可能性——如果性别是”做”出来的，那么它就可以被不同地”做”。

《做性别》提醒我们，即使是最看似自然的社会类别也是人类互动的产物。这一洞见不仅对理解性别至关重要，也为理解其他形式的社会差异和不平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在追求性别正义的道路上，认识到性别的建构性和可变性是关键的一步，而《做性别》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过程的重要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