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克、“男人婆”与“福利女王”

非主流的身份，不会自动产生改变社会的政治。凯茜·J.科恩1997年的《朋克、“男人婆”与“福利女王”》以一场艾滋病服务组织内部的种族主义争议开篇，追问酷儿政治能否突破它所反对的等级。题名使用的是受污名化的称呼，不是给人物贴上客观类别。

谁站在规范之外

科恩反对将异性恋与一切酷儿简单分成特权者和反抗者。贫困的有色人种单亲母亲，即使是异性恋，也可能因生育、家庭和福利使用被视为偏离规范。反过来，拥有种族与阶级优势的同性恋者，未必支持她们争取资源。

这不是把所有边缘经验叫作同一种酷儿身份，而是改变组织联盟的问题：一个人与主导制度有什么关系，什么资源受到控制，愿意支持哪些人的斗争？如果只争取被现有机构接纳，机构内部的种族与阶级等级仍可原样运作。

连带需要相互承诺

文章也拒绝把受压迫变成政治正确的保证。遭福利污名的女性未必支持同性恋权利，同性恋者也可能赞成削减福利。共同的边缘位置提供结盟的可能，却需要通过相互支持的实际承诺来检验，不能由理论替参与者宣布团结。

科恩承认文章没有给出详尽的行动蓝图。这让它更适合作为诊断联盟边界的工具，而不是万能组织手册；1990年代美国的福利与艾滋病政治也需要保留历史语境。

康巴希河集体的声明为自主组织与多重压迫提供配读；《酷儿（不）正义》则使问题进入刑事化制度。两者能帮助检验激进性究竟来自身份名称，还是来自愿意改变哪些物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