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宽容再审视

2000年12月,《女性主义理论》期刊第一卷第三期刊登了丹尼斯·汤普森的一篇尖锐而充满挑战性的文章——《纯粹宽容再审视》。这篇文章的出现本身就具有戏剧性的意义:作为对该期刊创刊号编辑部所倡导的”宽容”价值观的直接回应,汤普森的批判揭示了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关于政治立场、理论边界和学术包容性的深层分歧。她借鉴赫伯特·马尔库塞1965年的经典文本《压制性宽容》,论证无限制的宽容如何悖论性地成为压制的工具,以及女性主义为何必须对父权制保持不宽容才能维护其解放使命。

作者背景:激进女性主义的坚定捍卫者

丹尼斯·汤普森是澳大利亚独立学者,数十年来致力于阅读、研究、写作和出版女性主义理论。她于1996年在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反对拆解女性主义:意义政治研究》(Against the Dismantling of Feminism: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Meaning),后由Sage出版社于2001年以《今日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 Today)为名出版。

汤普森的理论框架始终是激进女性主义。尽管她本人对女性主义流派的分类法有所保留,但她承认”激进女性主义”仍是描述她理论承诺最恰当的术语。她的学术工作核心是构建一种社会统治理论——更准确地说,是男性统治的理论。她对当代学术女性主义中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女性主义”提出质疑,指出仅以”女性”、“性别”、“差异”或”种族/性别/阶级”来隐含定义女性主义的局限性。

在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思想传统中,汤普森代表了一种坚持原则、不妥协的激进立场,她的工作持续挑战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身份政治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

历史背景:期刊创刊与宽容辩论

《纯粹宽容再审视》的写作背景至关重要。《女性主义理论》期刊于2000年4月创刊,创刊号编辑部在卷首语中明确将”宽容”(tolerance)确立为期刊的核心价值观之一。编辑部主张期刊应成为多元女性主义声音的平台,欢迎不同理论取向、方法论和政治立场的对话,强调包容性和开放性。

这一立场反映了1990年代以来学术女性主义的主流趋势:从第二波女性主义时期相对统一的政治议程转向强调差异、多元性和交叉性的第三波女性主义。后现代思潮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后殖民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酷儿理论对性别二元论的解构,都推动了女性主义理论走向更加碎片化和多元化的格局。

然而,这种多元主义转向也引发了深刻的紧张:女性主义是否应该对所有观点保持开放?是否存在女性主义的核心原则或边界?包容性是否会削弱女性主义的政治批判力量?汤普森的文章正是对这些根本问题的回应。

马尔库塞的”压制性宽容”理论

要理解汤普森的论证,必须首先理解她所借鉴的理论资源。1965年,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发表了《压制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这篇文章收录在《纯粹宽容批判》(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一书中,与罗伯特·保罗·沃尔夫(Robert Paul Wolff)和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的文章并列。

马尔库塞的核心论证是: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表面上无差别的宽容实际上服务于压迫的目的。当社会对右翼政策、态度和观点(那些维护既有压迫结构的立场)与左翼政策、态度和观点(那些挑战压迫的立场)给予同等的宽容时,这种”中立”的宽容实际上有利于强者,因为它维护了现状。

马尔库塞提出了”解放性宽容”(liberating tolerance)的概念,主张应当对右翼运动不宽容,而对左翼运动宽容。这一激进主张挑战了自由主义对中立性和程序正义的信念,认为真正的解放需要”选择性的不宽容”。

马尔库塞指出,所谓的”言论自由市场”是一个虚构,因为不同观点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极不平等。统治阶级控制着媒体、教育和文化机构,他们的观点被系统性地放大,而被压迫者的声音则被边缘化。在这种结构性不平等的背景下,形式上的平等宽容实际上强化了不平等。

汤普森的核心论证:女性主义与宽容的悖论

汤普森将马尔库塞的分析应用于女性主义理论领域,展开了她的批判。她的核心论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要点:

1. 女性主义的本质是对男性统治的不宽容

汤普森首先明确女性主义的定义:女性主义是反对男性统治的政治立场。如果女性主义对父权制思想、对贬低女性的观点、对维护男性特权的理论保持”宽容”,那么它就失去了作为女性主义的意义。女性主义的存在本身就建立在对某些事物——即男性统治及其意识形态表达——的根本不宽容之上。

她论证,要求女性主义对所有观点保持宽容,等同于要求女性主义放弃其核心政治承诺。这不是理论的开放性问题,而是政治一致性问题。一个对父权制宽容的”女性主义”将是自相矛盾的,就像一个对种族主义宽容的”反种族主义”一样荒谬。

2. 学术宽容掩盖了权力不平等

汤普森指出,学术领域中对”宽容”和”多元主义”的强调往往掩盖了权力关系的现实。在学术机构中,父权制思想享有制度性、历史性和结构性的优势地位。它们不是众多”观点”中平等的一个,而是占主导地位的范式。

当编辑部主张对所有女性主义声音保持宽容时,这暗示所有观点处于平等地位,可以在”思想市场”中自由竞争。但这忽视了一个事实:反女性主义的观点(包括那些以女性主义名义出现的反女性主义观点)得到整个父权制文化的支持,而激进女性主义的观点则常常被边缘化、嘲笑或歪曲。

在这种不平等的背景下,形式上的宽容实际上有利于父权制立场,因为它允许反女性主义观点在女性主义空间中获得合法性,而没有对权力不平衡进行补偿。

3. “压制性宽容”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运作

汤普森展示了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压制性宽容”如何在女性主义学术领域中运作。她可能指出(基于她在其他作品中的论证):

观点的平等化:将激进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与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拒绝、与自由女性主义对”选择”的强调、与某些酷儿理论对”女性”范畴的解构等等,视为同等有效的”不同视角”。这种平等化消解了这些立场之间的政治差异,使得对男性统治的根本批判变得仅仅是众多”观点”之一。

边界的模糊化:以”包容性”的名义,允许那些实际上与女性主义政治相矛盾的观点进入女性主义话语空间。例如,某些强调”选择女性气质”、“性工作赋权”或”生物学差异”的论述,可能实际上强化了父权制的性别规范,但在宽容话语下被接受为”女性主义的一种形式”。

批判的去合法化:当激进女性主义者对上述趋势提出批判时,她们常被指责为”教条”、“排他”、“不宽容”。宽容话语本身成为了一种规训机制,使得维护女性主义政治边界的努力被污名化。

4. 女性主义需要”选择性不宽容”

汤普森的结论是,女性主义需要马尔库塞所说的”选择性不宽容”——对父权制及其意识形态表达的不宽容。这不是狭隘或教条,而是政治清晰性和理论一致性的要求。

她可能主张,女性主义理论应该明确其边界:什么算作女性主义,什么不算;什么是女性主义内部的合法分歧,什么是对女性主义本身的背离。这需要对核心原则的坚持——首要的是对男性统治的反对。

学术女性主义的困境

汤普森的文章触及了学术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困境:如何在学术机构的规范(强调客观性、中立性、包容性、“思想自由市场”)和女性主义的政治承诺(作为解放运动,具有明确的立场和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学术机构往往要求”平衡”和”多元视角”,这可能意味着给予反女性主义观点以平台。学术职业的晋升机制奖励”原创性”和”理论创新”,这可能鼓励与女性主义传统的断裂而非连续性。学术话语的专业化和抽象化可能使女性主义理论与女性运动的实践脱节。

汤普森代表了一种立场,认为女性主义不应为了学术可敬性而牺牲其政治核心。她坚持女性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实践,其学术表达必须服务于而非背离这一政治目标。

与布朗温·温特等人的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汤普森的文章发表在同一期刊同一年的最后一期,而温特(Bronwyn Winter)的《谁把什么算作(或不算作)女性主义理论?》发表在创刊号。这两篇文章在精神上高度一致,都质疑女性主义理论边界的模糊化和政治立场的淡化。

温特的文章通过”词典使用练习”展示了女性主义术语如何被掏空政治内容,汤普森则从宽容话语的角度揭示了这种去政治化的机制。两位作者都属于激进女性主义传统,都坚持女性主义必须保持对父权制的明确反对立场。

她们的批判针对的不仅是公开的反女性主义,更是那些以女性主义名义出现、实际上削弱女性主义政治力量的理论趋势:过度的相对主义、对”差异”的抽象颂扬、对任何普遍性主张的拒绝、对”女性”范畴的解构等等。

宽容辩论的哲学维度

汤普森的文章也触及了更广泛的政治哲学问题:宽容的限度何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曾提出”宽容悖论”:如果我们对不宽容者无限宽容,宽容本身将被摧毁。因此,为了维护宽容的社会,我们必须对不宽容保持不宽容。

汤普森的论证可以被视为波普尔悖论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应用:为了维护女性主义作为解放理论的空间,我们必须对父权制思想保持不宽容。允许反女性主义观点在女性主义话语中自由流通,最终将摧毁女性主义本身。

这也涉及到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消极自由强调免于干涉,可能支持对所有观点的宽容;积极自由强调实现特定价值和目标,可能要求对阻碍这些目标的观点保持不宽容。女性主义作为解放政治,更接近积极自由的理念。

批判与反思

汤普森的立场也面临一些潜在的批评和问题:

谁来划定边界?

如果女性主义需要对某些观点不宽容,那么谁来决定哪些观点超越了女性主义的界限?这是否会导致一种”女性主义正统”的确立,压制创新和批判性思考?

汤普森可能回应,这不是权威裁决的问题,而是政治辩论的问题。女性主义的边界应该通过公开的政治论证来维护,而不是通过行政权力。关键是保持对男性统治的中心批判,而非规定具体的理论表述。

激进女性主义的局限?

批评者可能指出,激进女性主义传统本身也有其局限和盲点——例如,早期激进女性主义对种族、阶级和性的交叉性关注不足,对跨性别者的排斥,对非西方女性经验的忽视等等。如果我们将激进女性主义的立场绝对化,是否会重现这些问题?

这涉及到一个更深层的张力:女性主义如何在坚持核心政治原则和开放于自我批判和演化之间取得平衡?汤普森的立场更强调前者,但这不必然排除后者。关键可能在于区分女性主义的核心承诺(反对男性统治)和具体的理论表述(可以修正和发展)。

策略vs原则?

还可以从策略角度质疑汤普森的立场:在当代学术和政治环境中,激进的不宽容立场是否有效?是否会导致激进女性主义的进一步边缘化?是否应该采取更灵活、更包容的策略来扩大女性主义的影响?

但汤普森可能认为,这种策略考虑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女性主义不应该为了”影响力”而牺牲其政治清晰性。历史表明,女性主义的力量来自其激进批判,而非对主流的妥协。

当代相关性

二十多年后,汤普森的论证仍然具有深刻的当代相关性:

网络时代的宽容辩论

在社交媒体时代,关于言论自由、平台责任和”取消文化”的辩论重新激活了宽容问题。马尔库塞的”压制性宽容”理论被广泛引用,用来分析为何给予仇恨言论和边缘化声音同等的平台实际上强化了压迫。

女性主义者面临类似的问题:是否应该与性别批判(gender-critical)立场或性工作废除主义者”对话”?是否应该在女性主义空间中给予这些观点平台?这些辩论本质上重现了汤普森所讨论的问题。

学术女性主义的持续张力

学术女性主义中政治承诺与学术规范之间的张力并未消失。新自由主义大学越来越强调”影响力”、“跨学科性”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这可能进一步淡化女性主义的批判锋芒。与此同时,对”安全空间”和”触发警告”的要求显示了对保护女性主义空间免受有害观点侵害的持续关注。

交叉性与边界问题

交叉女性主义的兴起提出了新的边界问题:什么是交叉性分析,什么仅仅是多元身份的罗列?如何批判某些以交叉性名义出现的立场(例如,某些对”白人女性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拒绝了任何关于性别压迫的普遍性分析)?

汤普森的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区分:真正的交叉性分析应该加深而非削弱对所有形式统治(包括男性统治)的批判。如果某种”交叉性”话语实际上掩盖或否认性别压迫,那么它超越了女性主义的界限。

跨性别辩论

当代女性主义中最激烈的边界争议之一涉及跨性别问题。一些自认为激进女性主义者的人排斥跨性别女性,而其他女性主义者(包括许多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排斥本身就是反女性主义的。

这个争议部分涉及如何应用汤普森式的边界设定:什么观点与女性主义的核心承诺兼容,什么不兼容?不同方面都援引”反对男性统治”的原则,但得出相反的结论。这显示了即使在坚持明确政治立场的框架内,具体应用仍可能存在深刻分歧。

结论:宽容的政治

《纯粹宽容再审视》提醒我们,宽容不是一个中立的、无条件的美德,而是一个深刻政治性的概念。什么应该被宽容,什么不应该,这些决定反映并塑造了权力关系。

对于女性主义理论而言,汤普森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根本挑战:我们能否既保持政治清晰性和批判锋芒,又对内部多样性保持开放?答案可能在于区分不同层次的分歧:

核心原则层面:对男性统治及其意识形态表达必须保持不宽容。这是女性主义的定义性特征。

理论和策略层面:如何最好地分析和反对男性统治,可以存在合法的分歧。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交叉女性主义等可以有不同的重点和方法,只要它们都致力于反对男性统治。

具体问题层面:在特定政策、实践或文化现象的评估上,女性主义者可能有不同看法,这需要持续的政治辩论。

汤普森的贡献在于坚持第一层面的不可妥协性。在一个不断试图吸收、淡化和去政治化女性主义的文化中,这种坚持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它提醒我们,女性主义不仅是一种学术话语或身份标签,而首先是一种解放政治——一种对压迫的拒绝,一种对不同世界的想象,一种对统治的根本不宽容。

正如马尔库塞所洞察的,真正的解放有时需要不宽容。对于女性主义而言,对父权制的不宽容不是偏见或狭隘,而是其存在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汤普森的文章不仅是对一个期刊编辑政策的批评,更是对女性主义理论本质的深刻反思——一个在今天仍然紧迫而必要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