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公共领域：对实际存在的民主的批判性贡献

南希·弗雷泽1990年发表的《重新思考公共领域：对实际存在的民主的批判性贡献》是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关键文本。这篇论文不仅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进行了深刻批判，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次级对抗性公众”这一影响深远的概念，为理解当代民主政治中的包容与排斥、参与与边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批判的起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弗雷泽的批判以哈贝马斯1962年的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为起点。哈贝马斯描述了17至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将其理想化为理性批判话语的空间，在这里私人聚集成公众，通过理性辩论形成公共舆论，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批判。

然而，弗雷泽指出，哈贝马斯的描述存在严重的理想化倾向。他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特定历史形式误认为公共领域的普遍模式，忽视了这一模式内在的排斥性和等级性。更重要的是，哈贝马斯未能充分认识到性别、种族和阶级如何系统性地塑造了公共领域的边界和运作方式。

四个有问题的假设

弗雷泽系统地批判了支撑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的四个核心假设：

1. 社会不平等可以被搁置

第一个假设是，在公共领域中，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差异可以被”搁置”，参与者可以”仿佛”是平等的进行对话。弗雷泽援引女性主义研究表明，这种搁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商议的形式本身就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规范。例如，理性论证的特定风格、情感表达的禁忌、特定的语言使用方式，都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群体（通常是白人中产阶级男性）的文化特征。那些不符合这些规范的表达方式——如女性的叙事风格、工人阶级的直接表达、少数族裔的文化修辞——往往被贬低为”非理性”或”不相关”。

弗雷泽强调，商议可以成为支配的面具。表面上的包容性程序可能掩盖了深层的排斥机制。只有直面并挑战这些不平等，而不是假装它们不存在，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参与。

2. 单一公共领域优于多元公众

第二个假设是，单一的、综合的公共领域比多元的公众更有利于民主。哈贝马斯担心公共领域的分裂会导致沟通的断裂和共识的不可能。

弗雷泽反驳说，在分层社会中，多元的公众实际上更能促进参与性平等。单一的公共领域往往被主导群体控制，其议程、规范和话语风格反映了主导群体的利益和视角。被边缘化的群体需要自己的话语空间来发展反霸权的解释框架，阐述自己的需求和身份。

历史经验支持这一观点。女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民权运动都是通过首先在自己的对抗性公众中发展批判性话语，然后才能有效地挑战主流公共领域的。没有这些独立的空间，边缘群体的声音很容易被主流话语所吞没或扭曲。

3. 公共领域只关注共同利益

第三个假设是，公共领域的商议应该局限于关乎”共同利益”的事务，私人利益和议题应该被排除在外。

弗雷泽指出，“公共”和”私人”之间的界限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将某些议题定义为”私人”的，往往是为了将它们排除在公共讨论和政治行动之外。例如，家庭暴力长期被视为”私事”，这种定义保护了父权制权力关系免受公共审视。

女性主义的”个人即政治”口号正是挑战这种公私划分的。通过将所谓的”私人”议题——如家务劳动、性暴力、生育权——带入公共讨论，女性主义运动揭示了这些议题的政治性质和系统性特征。弗雷泽认为，民主的公共领域必须开放所有议题的讨论，让参与者自己决定什么是共同关注的。

4. 公共领域与国家的分离

第四个假设是，健康的公共领域需要与国家保持明确的分离，公共领域产生舆论，但不直接行使权力。

弗雷泽认为这种严格的分离既不现实也不可取。首先，“弱公众”（只形成舆论）和”强公众”（既商议又决策，如议会）之间的区分过于僵硬。其次，在福利国家时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边界已经模糊，许多混合性的制度安排既包含国家要素也包含公民社会要素。

更重要的是，仅仅形成批判性舆论是不够的。如果公共领域的商议不能转化为有约束力的决策和行动，那么它就只能停留在”影响力”的层面，而无法真正改变权力关系。

次级对抗性公众的概念

弗雷泽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次级对抗性公众”（subaltern counterpublics）的概念。这个术语结合了葛兰西的”次级”（subaltern）和费尔斯基的”对抗性公众”（counterpublic），用来指称被从属社会群体创造的平行话语空间。

对抗性公众的特征

对抗性公众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们是”撤退和重组的飞地”，被边缘化群体可以在这里远离主导群体的监视，用自己的语言讨论自己的关切，发展集体身份和团结。另一方面，它们也是”训练基地”，为向更广泛公众的煽动活动做准备。

这些空间的例子包括：

• 女性主义意识提升小组
• 黑人教堂和社区组织
• 工人阶级的酒馆和俱乐部
• LGBTQ社区中心
• 移民的文化协会

在这些空间中，被边缘化群体发展自己的术语、叙事和解释框架。例如，“性骚扰”、“约会强奸”、“双重负担”等概念都是在女性主义对抗性公众中发展出来的，然后才进入主流话语。

对抗性话语的创造

对抗性公众的关键功能是创造”对抗性话语”——挑战主导叙事和解释的另类话语形式。这些话语不仅表达不同的观点，更重要的是重新定义问题、重新框定议题、引入新的评价标准。

例如，当主流话语将贫困框定为个人失败时，工人阶级的对抗性公众发展了结构性批判，将贫困理解为资本主义剥削的结果。当主流医学将女性的心理困扰病理化时，女性主义对抗性公众发展了将这些困扰与父权制压迫联系起来的分析。

循环与扩散

弗雷泽强调，对抗性公众不是与世隔绝的飞地。它们的话语在不同的公众之间循环，有时进入主流公共领域，挑战和改变主导话语。这种循环过程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机制。

成功的例子包括女性主义对性别暴力的重新定义、环保运动对发展模式的批判、原住民运动对土地权利的主张等。这些原本在对抗性公众中发展的话语，逐渐进入并改变了主流公共话语。

不平等社会中的公共领域

弗雷泽的分析直面一个关键问题：在结构性不平等的社会中，如何实现民主的公共领域？她的答案不是乌托邦式地假设平等已经存在，而是认真对待不平等的现实并思考应对策略。

承认差异的商议

弗雷泽主张一种承认差异的商议模式。这不是说放弃理性讨论，而是扩展我们对理性和论证的理解，包容多样的表达形式和论证风格。这需要：

• 认可多样的交流方式（叙事、见证、情感表达等）
• 重视经验知识和实践智慧
• 对主导话语规范保持批判性反思
• 创造让不同声音都能被听到的制度安排

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弗雷泽清楚地认识到，仅仅改变商议程序是不够的。真正的参与性平等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变——经济资源的再分配、教育机会的平等、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公共领域的民主化与社会经济的民主化是不可分割的。

理论影响与后续发展

弗雷泽的论文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影响：

商议民主理论的转向

这篇论文推动商议民主理论从关注理想程序转向关注现实不平等。后续的理论发展更多地关注：

• 商议中的权力关系
• 包容性的制度设计
• 多元公众之间的互动
• 从商议到决策的转化机制

社会运动研究

“对抗性公众”概念成为分析社会运动的重要工具。研究者用它来理解：

• 集体身份的形成过程
• 抗议话语的发展
• 运动网络的构建
• 文化抵抗的形式

媒体与传播研究

在数字时代，对抗性公众的概念获得新的相关性：

• 网络社区作为对抗性公众
• 社交媒体上的话语斗争
• 另类媒体的作用
• 数字鸿沟与参与不平等

当代意义与挑战

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中，弗雷泽的分析仍然极具洞察力：

极化与分裂

当代公共领域的极化现象似乎验证了弗雷泽关于多元公众的观点。不同群体确实需要自己的话语空间。但同时，如何在承认差异的同时维持某种程度的共同对话，仍然是一个挑战。

平台资本主义

大型科技平台控制了许多公共话语空间，这带来新的排斥形式。算法、审查政策、商业模式都影响着谁能说话、说什么、谁能被听到。对抗性公众如何在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维持自主性？

跨国公共领域

全球化要求我们思考跨越国界的公共领域。弗雷泽后期的工作探讨了”跨国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和挑战，包括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权力不对称等问题。

结语：走向批判性的民主实践

《重新思考公共领域》的持久价值在于它拒绝了简单的理想化，坚持从批判的角度审视民主实践。弗雷泽提醒我们，公共领域从来不是中立的商议空间，而是充满权力斗争的场域。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民主理想，而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实现这一理想的复杂性。承认不平等、尊重差异、支持对抗性公众、推动结构性改革——这些不是民主的障碍，而是在不平等社会中推进民主的必要条件。

正如弗雷泽所说，“参与性平等的关键不是每个人都参与同一个公共领域，而是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各种公共领域中，包括那些能够有效挑战主导话语和权力结构的对抗性公众。“这一洞见在今天仍然指引着我们思考和实践更加包容、更加民主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