障礙者更常遭受身體、性與言語暴力

當暴力研究談到「女性」或「障礙者」，哪些人的經驗被平均數遮住，哪些人根本無法進入調查？Éva Baradji 與 Olivier Filatriau 的《Les personnes handicapées sont plus souvent victimes de violences physiques, sexuelles et verbales》發表於 2020 年，由 DREES 與 SSMSI 共同發布。它將法國受害經歷調查與警方紀錄並置，說明障礙與性別不能分開理解，也讓調查本身的可及性成為安全問題的一部分。

先讀清楚誰被統計、統計哪段時間

研究合併了 2011—2018 年的八次《Cadre de vie et sécurité》調查，樣本為法國本土一般家戶中的 86,600 名 18—64 歲受訪者。問題涉及每次訪問前兩年的受害經歷，包含未向警方報告的事件。因此，這些比例不是終生遭受暴力的比例，也不是 2018 年單年的發生率。

調查中的障礙分類來自家戶問卷對障礙、生活不便或困難的辨識，並不等於只計算持有行政認定的人。這個定義影響誰進入比較組。原始研究也用邏輯斯迴歸調整年齡、就業、家戶組成和居住環境等特徵，並明確指出：這些關係仍是描述性的，不能解釋為因果關係。

性別與障礙如何改變安全的條件

在女性受訪者中，被辨識為有障礙者的 9.0% 報告曾遭受身體和／或性暴力，沒有報告障礙者則為 5.8%。這是上述樣本範圍和兩年回溯期內的比較。調整若干社會人口特徵後，差異仍然存在。它挑戰了把女性暴力經驗當作同質整體的做法，卻沒有證明某一種身體狀況本身「導致」暴力。

研究還區分施害者是否屬於受害者家戶，以及暴力發生在哪裡。來自家戶之外的人，也可能在受害者住所或住宅公共區域施暴；「家戶之外的暴力」不能自動翻譯成街頭陌生人攻擊。熟悉的生活環境不一定提供安全，依賴關係和日常接觸也值得追問。

由此展開的女性主義問題，是如何讓支持既可獲得又可問責，而不是把障礙者描述成天生脆弱、需要他人替她決定的人。依賴協助與擁有表達、拒絕及求助的權利可以同時成立。這是由研究結果引出的制度問題，並非文章已經驗證了某一種保護方案。

無法回答的人，不能因此變得無關緊要

一般家戶調查不包含專門機構中的居民；個人問卷又禁止由第三方代答，提供的作答便利有限，使部分有感官、認知或心理困難、無法回答的人未被訪問。這些是研究明確說明的邊界。不能把調查沒有蒐集到的經驗當作沒有發生的傷害。

警方的 2018 年行政紀錄能補充機構居民及更廣年齡範圍的案件，但它只涉及進入警方視野的事件，障礙辨識和案件背景資訊也不完整。紀錄中某類案件佔比高，不等於該群體在人口中遭受這種暴力的機率。兩種材料應互相補充，不能拼接成一個沒有盲點的總體。

這也留下一個具體張力：保密、獨立陳述與調查可及性如何兼顧？引入協助可能改變陳述環境，但完全缺少協助又會讓某些人失聲。安全政策需要面對這些條件，而不是要求每個人以同一種方式講述經歷。

從風險證據走向支持與自主

《照護勞動：夢想障礙正義》提供由社群組織支持的另一條路徑，幫助討論協助如何不變成控制；《女性主義、酷兒與障礙》則追問正常身體、自立和價值的標準。這些理論與行動書寫不是法國調查的結論，卻能把「更常遭受暴力」帶向支持條件、制度責任與障礙者自身的決定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