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的寶貝，爸爸的未必：一本美國語法書

為什麼黑人女性會同時被描繪成強勢的家族統治者，又被排除在受到保護的母職和女性身分之外？霍滕斯·斯皮勒斯的論文把這種矛盾放回奴隸制及其語言遺產，反對用「黑人母權制」替代對剝奪歷史的解釋。

血肉不是另一個身體的修辭

斯皮勒斯區分可被社會承認為主體的身體與被俘獲、可被佔有和傷害的血肉。這不是把肉體與精神對立，也不是斷言只有某些人才有身體。它指出，權利、親屬關係和自我命名並不會自然跟隨人的肉身而獲得承認。

奴隸制中的母系身分傳遞尤其暴露這種結構：孩子繼承母親被奴役的地位，並不意味著母親享有保護孩子和決定家庭生活的權力。繁殖被用來延續財產關係，母職的責任與母親的權利卻被強行分開。以女性為家庭中心的表面描述，因而不能證明女性支配了這種家庭秩序。

不能把剝奪讀成自由

論文分析的「去性別化」指向暴力使被俘者失去被承認為男人、女人或親屬的保障，不是擺脫性別規範的解放，也不能直接等同於當代非二元認同。把這個概念從奴隸制關係中抽離，會遮蔽它所指的傷害。

對莫伊尼漢式家庭診斷的批判，也不是要求黑人家庭返回一個理想的父權模型。問題在於，誰有權定義正常家庭，誰的勞動與生育被利用，誰又因這段歷史被指責為失敗的母親。論文的密集語言和歷史跨度需要具體辨認，不能化約成關於所有黑人家庭的一條通則。

與柯林斯對控制性意象的分析對讀，可以追蹤「強勢母親」等形象如何繼續為不平等提供解釋；哈麗雅特·雅各布斯的自述則使親屬分離、性支配與爭取自由回到個人敘述。兩者都要求把母職中的行動能力，與承認或剝奪這種能力的制度一起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