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宝贝，爸爸的未必：一本美国语法书

为什么黑人女性会同时被描绘成强势的家族统治者，又被排除在受到保护的母职和女性身份之外？霍滕斯·斯皮勒斯的论文把这种矛盾放回奴隶制及其语言遗产，反对用“黑人母权制”替代对剥夺历史的解释。

血肉不是另一个身体的修辞

斯皮勒斯区分可被社会承认为主体的身体与被俘获、可被占有和伤害的血肉。这不是把肉体与精神对立，也不是断言只有某些人才有身体。它指出，权利、亲属关系和自我命名并不会自然跟随人的肉身而获得承认。

奴隶制中的母系身份传递尤其暴露这种结构：孩子继承母亲被奴役的地位，并不意味着母亲享有保护孩子和决定家庭生活的权力。繁殖被用来延续财产关系，母职的责任与母亲的权利却被强行分开。以女性为家庭中心的表面描述，因而不能证明女性支配了这种家庭秩序。

不能把剥夺读成自由

论文分析的“去性别化”指向暴力使被俘者失去被承认为男人、女人或亲属的保障，不是摆脱性别规范的解放，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当代非二元认同。把这个概念从奴隶制关系中抽离，会遮蔽它所指的伤害。

对莫伊尼汉式家庭诊断的批判，也不是要求黑人家庭返回一个理想的父权模型。问题在于，谁有权定义正常家庭，谁的劳动与生育被利用，谁又因这段历史被指责为失败的母亲。论文的密集语言和历史跨度需要具体辨认，不能化约成关于所有黑人家庭的一条通则。

与柯林斯对控制性意象的分析对读，可以追踪“强势母亲”等形象如何继续为不平等提供解释；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的自述则使亲属分离、性支配与争取自由回到个人叙述。两者都要求把母职中的行动能力，与承认或剥夺这种能力的制度一起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