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侍役到服務勞動

把家務交給市場，是否就擺脫了家庭中的不平等？埃芙琳·中野·格倫1992年的《從侍役到服務勞動》以歷史比較追蹤美國有薪再生產勞動的種族與性別分工。她不把種族和性別當作兩項可相加的劣勢，而問不同女性的位置如何在同一勞動關係中共同形成。

三段歷史，不是一種女性經驗

文章比較美國南部黑人女性、西南部墨西哥裔女性，以及加利福尼亞和夏威夷日裔女性的家政勞動。法律分類、就業限制和關於「適合服務」的種族觀念不同，卻都影響誰能獲得其他工作、誰被認為理應為別人維持生活。所謂天生順從或需要照顧的勞動者形象，正能幫助僱主把佔用她們的勞動解釋成恩惠。

女性之間的差異在此不是平行的生活故事。某個家庭得到的舒適，與另一名女性的低報酬和缺少時間相連。與此同時，勞動者並非被動接受：選擇工作、拒絕條件及維持自身親屬關係，也會與僱主要求發生衝突。

從家庭走向機構，等級沒有自動消失

當再生產勞動進入醫院及其他服務機構，權威、職位說明、空間和時間安排，可以代替家庭裡面對面的支配。護理中的職業層級與種族化分工，使不滿有時被轉向護士和助理之間，而不是握有更大決定權的管理與專業階層。市場化和職業化因而可能改變不平等的形式，而不消除它。

這項美國歷史分析不能直接套作全球家政行業的法律說明，也不意味著歷史從未發生變化。《全球化的僕人》把配讀帶到遷移與跨國家庭；ILO第189號公約則提供檢驗勞動保障的具體標準。共同的問題是：誰的自主生活，仍建立在另一個人的不可見服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