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穆尼上方向弗蘭肯斯坦說話

被稱作「不自然」的人，不必先證明自己毫無人工痕跡，才配獲得人的位置。蘇珊·斯特賴克1994年的論文改寫自1993年的表演，借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中造物向創造者說話的場景，回應跨性別身體遭到的去人化。

怪物也能提出問題

文章把理論說明、自傳、詩與直接呼告放在一起，故意不服從一種穩定的學術文體。形式上的跨越與它討論的身體分類互相呼應：誰規定了哪些改變算合法、哪些生命只能被當作失敗的複製？「怪物」的說話不只是反向讚美怪異，而是讓被定義的對象向定義者索取解釋。

斯特賴克以自己的跨性別經驗、親屬關係及對身體的思考，拆開自然與人工之間的道德等級。指出所有身體都在關係與技術中形成，並不否認身體經驗真實，也不意味著醫療需求不重要。問題在於為什麼某些改變被視為普通支援，另一些卻成為取消人格的證據。

憤怒可以組織，卻不是統一義務

憤怒在這裡來自排斥，而不只是個人性格或心理異常。它可以指向造成排斥的條件，並轉為表達與行動。但承認它的政治意義，不等於要求所有跨性別者都憤怒、以同一種方式認同身體，或把傷害別人當成理所當然。

作為理論與表演結合的論文，它不是代表所有人的經驗調查。研究者的位置和文體是論證的一部分，需要與論點一起讀。《跨性別史》提供更長的制度及運動背景；洛德關於沉默的文章則讓我們比較被貶低的感受怎樣獲得公共語言。兩者都將情感放回社會關係，而不把解放縮成個人調節情緒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