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穆尼上方向弗兰肯斯坦说话

被称作“不自然”的人，不必先证明自己毫无人工痕迹，才配获得人的位置。苏珊·斯特赖克1994年的论文改写自1993年的表演，借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中造物向创造者说话的场景，回应跨性别身体遭到的去人化。

怪物也能提出问题

文章把理论说明、自传、诗与直接呼告放在一起，故意不服从一种稳定的学术文体。形式上的跨越与它讨论的身体分类互相呼应：谁规定了哪些改变算合法、哪些生命只能被当作失败的复制？“怪物”的说话不只是反向赞美怪异，而是让被定义的对象向定义者索取解释。

斯特赖克以自己的跨性别经验、亲属关系及对身体的思考，拆开自然与人工之间的道德等级。指出所有身体都在关系与技术中形成，并不否认身体经验真实，也不意味着医疗需求不重要。问题在于为什么某些改变被视为普通支持，另一些却成为取消人格的证据。

愤怒可以组织，却不是统一义务

愤怒在这里来自排斥，而不只是个人性格或心理异常。它可以指向造成排斥的条件，并转为表达与行动。但承认它的政治意义，不等于要求所有跨性别者都愤怒、以同一种方式认同身体，或把伤害别人当成理所当然。

作为理论与表演结合的论文，它不是代表所有人的经验调查。研究者的位置和文体是论证的一部分，需要与论点一起读。《跨性别史》提供更长的制度及运动背景；洛德关于沉默的文章则让我们比较被贬低的感受怎样获得公共语言。两者都将情感放回社会关系，而不把解放缩成个人调节情绪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