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影片

Loretta J. Ross 區分公開批判與邀請對話：後者可以成為改變觀念的問責策略，但不能要求受傷害者承擔無限的耐心與情緒勞動。

墨西哥記者與活動者維羅妮卡·維拉爾瓦索講述記錄女性殺戮、陪伴受害者家屬的日常工作，以及官方制度如何讓受害者經歷第二次消失。維羅妮卡·維拉爾瓦索也以 Frida Guerrera 之名開展工作。她講述自己如何記錄墨西哥的女性殺戮，並讓大眾繼續記得那些迅速被新聞週期和體制拋下的女性。

Tarana Burke 回望 Me Too 從 2006 年社區工作到全球標籤熱潮的變化，強調倖存者支持、創傷後的照護，以及運動不能止於媒體時刻。

Judith Heumann 將自己爭取教育與公共參與的經歷，連結到《復健法》第504條抗議，說明集體行動如何讓法律承諾成為可落實的權利。

阿根廷 AMMAR 工會組織者 Georgina Orellano 從兒子在校園中的一段經歷談起，連結性工作污名、集體組織與勞動權利。

Shabana Basij-Rasikh 回憶塔利班首次執政時期的秘密學校，追問女孩受教權如何仰賴家庭、女性教師與集體支持而成為日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