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視頻

伊朗裔英國記者與紀錄片導演 Sahar Zand 從個人記憶談起，解讀剪髮如何成為「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中的哀悼與聲援符號。

阿曼記者與女性權利倡議者 Rafiah Al Talei 從一次競選失利出發，追問女性政治代表性背後的社會門檻，以及女性候選人承受的象徵性負擔。

兩位 Level Up 組織者借鑑黑人女性主義與障礙正義傳統，把集體照護界定為運動基礎設施，而非政治工作之外的附加福利。Janey Starling 與 Seyi Falodun-Liburd 從社會運動中的耗竭、衝突和離開談起。

艾馬拉女性主義思想家 Julieta Paredes 將父權視為歷史關係，並從共同生活、身體與社群思考轉變的可能。

在這場TED@BCG演講中，性別與氣候研究員齊內布·斯卡利批判了氣候政策的性別中立框架，揭示了它如何經常延續不平等。她強調維也納的性別平等城市規劃作為一個模式，並呼籲在每個階段都有意識地整合性別平等的氣候戰略。

印尼環境行動者 Farwiza Farhan 介紹亞齊女性護林團隊如何以在地知識、共同巡護與森林治理許可，守護社區賴以為生的雨林與水源。

科特迪瓦律師 Brigitte Mensah 失明後仍持續從事法律工作與障礙者權利倡議，藉此追問投票、法律服務和公共制度如何真正做到可及。

Loretta J. Ross 區分公開批判與邀請對話：後者可以成為改變觀念的問責策略，但不能要求受傷害者承擔無限的耐心與情緒勞動。

Zambian Feminists 創辦人 Situmbeko Wambulawae 談女性主義如何為女性與女孩創造分享敏感經驗、彼此連結的空間。

UNAM 社會研究所的聚會匯集原住民與非裔墨西哥女性的聲音，討論當代墨西哥的運動、殖民記憶與女性政治參與。

Maya Q’eqchi’ 與 Xinka 女性主義者、療癒者 Lorena Cabnal，連結身體自主、土地防衛、集體療癒與女性政治行動。

墨西哥記者與活動者維羅妮卡·維拉爾瓦索講述記錄女性殺戮、陪伴受害者家屬的日常工作，以及官方制度如何讓受害者經歷第二次消失。維羅妮卡·維拉爾瓦索也以 Frida Guerrera 之名開展工作。她講述自己如何記錄墨西哥的女性殺戮，並讓大眾繼續記得那些迅速被新聞週期和體制拋下的女性。

Pumla Gqola 在 TEDxJohannesburgWomen 演講中回望自己於反種族隔離運動脈絡接觸女性主義的經驗，並思考喜悅與想像力如何支撐持續的集體行動。

「印度女性主義」平台創辦人 Japleen Pasricha 提供一份易懂的運動史入門，並主張當代女性主義必須同時面對種姓、階級、性、宗教與數位權力。

Tarana Burke 回望 Me Too 從 2006 年社區工作到全球標籤熱潮的變化，強調倖存者支持、創傷後的照護，以及運動不能止於媒體時刻。

Ai-jen Poo 在 TEDWomen 演講中把家政工、保母、照護工與清潔工稱為經濟的隱形基礎設施，呼籲權利、工資與尊嚴。在這場 TEDWomen 演講中，艾珍·普把家務勞動重新呈現為社會基礎設施。保姆、清潔工與居家照護者支撐兒童、老年人、障礙者、家庭生活，也支撐所有依賴這些安排才能進入有薪工作的人。

Shad Begum 講述她在巴基斯坦保守的西北地區組織女性，說明政治聲音來自教育、地方服務、家庭協商和進入決策空間的長期過程。Shad Begum 講述自己在巴基斯坦保守的西北地區成長和組織女性的經歷，當地女性的出行、教育和公共決策參與受到嚴格限制。

基丘亞活動者妮娜‧瓜林加把亞馬遜保衛行動，與原住民女性的領導力及領土守護者所面對的性別化威脅連結起來。妮娜·西倫·瓜林加從厄瓜多爾亞馬遜的經驗出發；在那裡，森林保衛與原住民集體生活無法分開。女性並非抽象化「自然」的象徵性守護者，而是實際的政治組織者：她們捍衛水、領土、食物系統與文化，也捍衛社區及其他生命得以延續的條件。

Judith Heumann 將自己爭取教育與公共參與的經歷，連結到《復健法》第504條抗議，說明集體行動如何讓法律承諾成為可落實的權利。

阿根廷 AMMAR 工會組織者 Georgina Orellano 從兒子在校園中的一段經歷談起，連結性工作污名、集體組織與勞動權利。

西松克·姆西芒挑戰了一種令人安慰的信念，即講故事產生的同理心本身就是政治行動，要求觀眾將敘述與事實、計劃和集體責任重新聯絡起來。西松克·姆西芒一開始是一個相信故事的人，然後確定了這種信念的侷限性。個人敘述可以打破刻板印象，讓遙遠的生活在情感上清晰可辨，但觀眾可能會將感受與參與混為一談。

馬拉維活動家梅默裡·班達把一名女孩的拒絕與集體組織、地方章程和國家法律改革連線起來，共同反對童婚與強制成年禮。梅默裡·班達把自己拒絕參加成年禮營，與妹妹被迫參加、懷孕並在十一歲結婚的經歷並置。這個故事清楚地表明，童婚並非一項孤立儀式，而是由性脅迫、教育中斷、經濟依賴，以及成年人有權透過女孩身體決定其未來的觀念共同維繫。

瑪納爾·謝里夫講述了拍攝自己開車的過程如何將一個普通的行為變成了一場反對沙烏地阿拉伯限制女性行動自由的性別秩序與監護制度的運動。馬納爾·謝里夫解釋說，沙烏地阿拉伯女性駕駛禁令不是透過一項簡單的法規來實施的，而是透過行政實踐、宗教權威和社會執法來實施。

Shabana Basij-Rasikh 回憶塔利班首次執政時期的秘密學校，追問女孩受教權如何仰賴家庭、女性教師與集體支持而成為日常實踐。

達莉亞·莫加赫德利用區域調查數據挑戰了媒體對阿拉伯起義的刻板印象，並研究了對尊嚴、可問責的政府、宗教和婦女權利的要求如何共存。達莉亞·莫加赫德 (Dalia Mogahed) 使用民意數據來質疑基於文化刻板印象對阿拉伯起義的解釋。

賴比瑞亞和平活動家 Leymah Gbowee 認為，女孩不需要抽象的讚揚，而是需要持續的投資、真實的教育以及願意轉讓機會和權力的成年人。萊瑪·古博伊 (Leymah Gbowee) 講述了賴比瑞亞的戰爭經歷以及她與年輕女性的合作，這些女性的抱負經常因貧困、暴力和成年人的期望而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