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平塚、山川、山田三女士

与谢野晶子把女性的劳动独立与母性保护放进争论，既挑战家庭制度，也留下无偿照护由谁承担的问题。 当国家为母亲提供扶助，这意味着承认生育与照护的公共价值，还是把女性更牢地固定在母职里？与谢野晶子的回应处于日本近代母性保护论争之中。文章初刊于1918年11月《太阳》，不能与1919年的文集收录日期混为一谈。

自立的要求，向谁提出

与谢野反对把母亲当成女人的完整定义，强调女性以劳动获得生活资料的能力。她把对母性扶助的主张与社会中的工资、津贴及军事相关给付并置，追问国家为何、以何种身份支持一个人。对她而言，经济依赖会限制选择；把生育定义为值得由国家供养的女性职责，又可能加固这种依赖。

文章以回应平塚雷鸟、山川菊荣、山田（Yamada Waka）的方式展开，而不是一份各方共同签署的宣言。读者需要保留争论：对国家的疑虑、对贫困的理解和对母职劳动的评价，并不天然导向同一个政策结论。

不把独立变成穷人的道德考试

与谢野的强硬处，也构成其限度。将自食其力置于中心，容易低估无偿照护如何消耗可用于有薪工作的时间，也可能把无法独立谋生说成个人缺陷。拒绝母性至上，不必同时拒绝公共支持；重要的是支持能否扩大选择，而不要求接受者以妻母角色交换资格。

与她较早的《反对母性至上》对读，可以辨认一贯立场与论战语境；弗雷泽关于家庭工资之后的制度想象则把问题从“自立还是扶助”推进到有薪劳动、照护与收入如何重新安排。争论的价值，在于不让母亲的赞歌或独立的赞歌替代对生活条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