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的天职

堺利彦把家务劳动从女性天职改写为制度安排，让技术和共同育儿成为重新分配权力的问题。 如果守门犬的“天职”总被主人定义为看门，那么妇人的天职又是谁定义的？堺利彦的短文用这种带有讽刺的类比，拆开一套看似赞美女性、实则要求她们接受固定工作的语言。文章发表于1907年1月1日《世界妇人》创刊号，以福田英子为对话对象。

工作为何被说成命运

文章把守门、农作等职责与家务并置，指出被统治者的工作常被解释为天生适合，以满足安排者的需要。丈夫如果喜欢做饭，并不因此失去男性身份；这类反例让“女人做这件事”与“只有女人能做这件事”的区别显现出来。

自来水、共同厨房和机器也进入论证。某项工作一旦可以通过基础设施或集体安排改变，就很难继续说它必须永远属于某一性别。解放在这里涉及劳动的组织方式，而不只是要求丈夫更体贴。

省力以后，谁承担剩下的工作

文本提出男性参与和共同育儿，但仍保留把生育、哺育与女性天性相连的时代观念。让其他女性分担，也未必等于摆脱性别分工。技术节约时间后，劳动可能被重新分配，也可能只是对妇女提出更高要求。

因此，这篇早期社会主义文章的锋利处是追问谁从“天职”获益，其不足则是尚未充分拆开生理经验、照护技能与社会义务。不能把它当成适用于所有身体和家庭形式的当代说明书。

与《反对家务劳动的工资》对读，可以比较不同年代如何挑战无偿劳动的自然化；国际劳工组织第156号公约则把家庭责任带入就业与公共设施。两条路径共同要求：改变分工时，不只计算家务做得更快，还要看谁真正获得了时间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