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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 书页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原书名家父長制と資本制

作者上野千鹤子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的理论代表作,系统分析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剥削体系如何共同作用,造成对女性的双重压迫。本书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对理解女性无偿家务劳动的经济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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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与导读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文原名:家父長制と資本制)是日本著名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1948-)于1990年出版的理论著作。这本书系统地分析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两个看似独立的压迫系统如何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共同构成对女性的结构性剥削。它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经典文本,也是理解当代女性劳动处境的重要理论资源。

上野千鹤子在本书开篇就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女性的劳动——尤其是家务劳动和照料劳动——被视为“无偿”的?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普遍承担着双重负担(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务)?

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充分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它主要关注的是发生在工厂、办公室等公共领域的有偿劳动,而忽视了发生在家庭内部的无偿劳动。然而,正是这些无偿劳动——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和老人——使得有偿劳动成为可能。

上野千鹤子的核心论点是:女性同时受到两个压迫体系的剥削。

资本主义剥削的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这种剥削对男性和女性工人都适用。

父权制剥削的是女性的家务劳动。丈夫(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家庭和社会)享受着妻子提供的家务服务——饭菜、清洁的衣物、照料——却不支付任何报酬。这种剥削是针对女性的。

关键在于:这两个体系不是分开运作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资本主义需要工人每天以健康、有活力的状态出现在工作场所,而这种“劳动力的再生产”正是由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来完成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它免费地利用了女性的劳动。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系统梳理了19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中著名的“家务劳动论争”。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家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它是否应该获得报酬?

一些女性主义者(如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主张“家务劳动有偿化”,认为国家或丈夫应该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另一些人则反对这个主张,认为这会强化女性与家务劳动的联系,而不是解放女性。

上野千鹤子评述了这场论争的各方立场,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无论是否应该支付工资,关键是要认识到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以及它如何支撑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上野千鹤子引入了“再生产劳动”这一概念来分析女性劳动的特殊性。“再生产劳动”包括:

  • 日常再生产:每天使劳动力恢复活力的工作(做饭、洗衣、清洁等)
  • 世代再生产:生育和养育下一代劳动力的工作(怀孕、分娩、育儿)
  • 社会再生产:维持社会关系和情感纽带的工作(照料老人、维系亲属关系)

这些工作绝大多数由女性完成,且几乎都是无偿的。然而,没有这些工作,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无法进行。再生产劳动是看不见的基础设施,支撑着整个经济系统。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全职主妇属于什么阶级?

传统马克思主义通常根据丈夫的职业来定义主妇的阶级(如“工人阶级家庭的主妇”)。但上野千鹤子指出,这种做法掩盖了主妇独特的阶级位置——她们实际上是在家庭内部被剥削的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主妇,无论她们丈夫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处于被剥削的位置。

这一分析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女性不能仅仅依靠阶级斗争来获得解放,因为阶级斗争往往只关注公共领域的剥削,而忽视私人领域的父权制剥削。女性需要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父权制。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出版于1990年,但它的分析在今天依然——甚至更加——切题。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使得再生产劳动进一步商品化和外包化。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女性可以通过雇佣廉价的外籍家务工人来“解放”自己,但这只是把剥削转嫁给了另一群女性。与此同时,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经验,使得再生产劳动的不平等分配更加明显——当工作进入家庭空间,通常是女性承担了额外的劳动负担。

对于任何想要理解女性经济处境、无偿劳动的价值、以及性别与阶级如何交叉的读者来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都是一部不可或缺的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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