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日文原名：家父長制と資本制）是日本著名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1948-）於1990年出版的理論著作。這本書系統地分析了“父權制”與“資本主義”這兩個看似獨立的壓迫系統如何相互交織、相互強化,共同構成對女性的結構性剝削。它是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經典文本,也是理解當代女性勞動處境的重要理論資源。

上野千鶴子在本書開篇就提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為什麼女性的勞動——尤其是家務勞動和照料勞動——被視為“無償”的?為什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女性普遍承擔著雙重負擔(既要工作,又要做家務)?

傳統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充分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但它主要關注的是發生在工廠、辦公室等公共領域的有償勞動,而忽視了發生在家庭內部的無償勞動。然而,正是這些無償勞動——做飯、打掃、照顧孩子和老人——使得有償勞動成為可能。

上野千鶴子的核心論點是:女性同時受到兩個壓迫體系的剝削。

資本主義剝削的是勞動者創造的剩餘價值。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低於工人創造的價值,差額就是剩餘價值,被資本家佔有。這種剝削對男性和女性工人都適用。

父權制剝削的是女性的家務勞動。丈夫(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家庭和社會)享受著妻子提供的家務服務——飯菜、清潔的衣物、照料——卻不支付任何報酬。這種剝削是針對女性的。

關鍵在於:這兩個體系不是分開運作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資本主義需要工人每天以健康、有活力的狀態出現在工作場所,而這種“勞動力的再生產”正是由女性的無償家務勞動來完成的。換句話說,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運轉,是因為它免費地利用了女性的勞動。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系統梳理了197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中著名的“家務勞動論爭”。這場論爭的核心問題是:家務勞動是否創造價值?它是否應該獲得報酬?

一些女性主義者(如瑪麗亞羅莎·達拉·科斯塔)主張“家務勞動有償化”,認為國家或丈夫應該為家務勞動支付工資。另一些人則反對這個主張,認為這會強化女性與家務勞動的聯繫,而不是解放女性。

上野千鶴子評述了這場論爭的各方立場,並提出了自己的分析:無論是否應該支付工資,關鍵是要認識到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以及它如何支撐著整個資本主義體系。

上野千鶴子引入了“再生產勞動”這一概念來分析女性勞動的特殊性。“再生產勞動”包括:

• 日常再生產:每天使勞動力恢復活力的工作(做飯、洗衣、清潔等)
• 世代再生產:生育和養育下一代勞動力的工作(懷孕、分娩、育兒)
• 社會再生產:維持社會關係和情感紐帶的工作(照料老人、維繫親屬關係)

這些工作絕大多數由女性完成,且幾乎都是無償的。然而,沒有這些工作,資本主義的“生產”就無法進行。再生產勞動是看不見的基礎設施,支撐著整個經濟系統。

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全職主婦屬於什麼階級?

傳統馬克思主義通常根據丈夫的職業來定義主婦的階級(如“工人階級家庭的主婦”)。但上野千鶴子指出,這種做法掩蓋了主婦獨特的階級位置——她們實際上是在家庭內部被剝削的勞動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所有主婦,無論她們丈夫是工人還是資本家,都處於被剝削的位置。

這一分析具有重要的政治含義:女性不能僅僅依靠階級鬥爭來獲得解放,因為階級鬥爭往往只關注公共領域的剝削,而忽視私人領域的父權制剝削。女性需要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父權制。

《父權制與資本主義》出版於1990年,但它的分析在今天依然——甚至更加——切題。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使得再生產勞動進一步商品化和外包化。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女性可以通過僱傭廉價的外籍家務工人來“解放”自己,但這只是把剝削轉嫁給了另一群女性。與此同時,疫情期間“在家辦公”的經驗,使得再生產勞動的不平等分配更加明顯——當工作進入家庭空間,通常是女性承擔了額外的勞動負擔。

對於任何想要理解女性經濟處境、無償勞動的價值、以及性別與階級如何交叉的讀者來說,《父權制與資本主義》都是一部不可或缺的理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