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研究读本

由苏珊·斯特赖克（Susan Stryker）与斯蒂芬·惠特尔（Stephen Whittle）编辑的《跨性别研究读本》，汇集五十篇文本，记录一个学术领域如何围绕“性别如何被认识”展开争论。全书七个部分从性学、医学与科学，依次转向女性主义争论、酷儿政治、身份与共同体、跨性别男性气质、身体经验，最后抵达“交叉视野：性别、国族与种族”。它不是一部从头到尾论证同一命题的理论专著，也不是所有作者共同认可的立场宣言。编辑的编排本身就是关键：曾经把性别多元者当作病例或解释对象的文本，与跨性别者书写自身经验、批判分类并生产理论的作品并置，让读者看见一个学科如何在分歧与知识突破中成形。

这样的编排也改变了早期医学和法律材料的读法。临床分类并非因为使用科学语言便成为中性的描述；它们来自有权决定何种经验说得通、谁可以获得怎样治疗的制度。不过，这些记录也保留了权威如何建立、如何运作的历史。当它们与跨性别者的自传和政治写作并读时，便成为可以重新审视的档案，而不是只能照单全收的结论。本书没有讲述一个从“错误医学”线性进步到“正确理论”的简易故事，而是追问：先前被专业制度描述的人，如何进入记录，成为这些制度的分析者与知识生产者。

苏珊·斯特赖克的导论〈(De)Subjugated Knowledges〉借用米歇尔·福柯关于“被支配知识”的讨论，说明跨性别研究如何处理知识与权力。她区分两类彼此相关的知识：被制度性叙述掩埋的历史材料，以及在学术与科学等级中被贬为不够理论化、不够合格的地方知识和身体经验。前者需要通过严谨的档案研究重新置入历史脉络；后者则要求把跨性别者对自身身体经验及作用于他们的制度的认识，视为政治分析不可缺少的知识。斯特赖克并未主张第一人称经验自动高于其他论述，而是要求包括临床工作者、历史学者和理论家在内的所有发言者都揭示自身位置，不要把特定视角伪装成普遍真理。对女性主义而言，这不只是为既有理论补上一段见证，而是继续追问：谁能定义研究问题？谁的经验算作证据？专业知识是否看得见自己通过哪些制度影响他人？斯特赖克的导论从身体经验、学术实践与共同体知识展开了这些问题。

“女性主义的介入”一部分把排除跨性别者所造成的代价，从抽象争论拉回具体文献。目录将珍妮丝·雷蒙德（Janice G. Raymond）〈《莎孚》与手术：被跨性别建构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的选段，安排在卡萝尔·里德尔（Carol Riddell）对《变性帝国》的批评及卢·沙利文（Lou Sullivan）〈一位易装者回答女性主义者〉附近；同一部分还收录苏珊·凯斯勒（Suzanne Kessler）与温迪·麦肯纳（Wendy McKenna）的性别理论，以及斯蒂芬·惠特尔关于女性主义与跨性别理论是否“站在同一边”的提问。这样的次序不等于声称每篇文章同样有说服力，也不表示收录便是认可。它保留了围绕谁能界定女性、谁的身体完整性论述拥有权威，以及女性主义团结如何被用来排除它本应倾听的人所发生的冲突。并读这些位置，能让档案中的权力显形：敌意文本可以被记录，却不必因此取得最后发言权。

桑迪·斯通（Sandy Stone）的〈帝国反击：后跨性别宣言〉则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让这场争论进入制度内部。斯通在作者授权版本中考察临床把关如何塑造人们被期待讲述的自我故事。诊断标准并非只套用在早已成形的身份之上：求诊者逐渐知道临床人员认为什么样的叙述才算合格，他们的自我呈现又反过来影响那些被称为客观的标准。斯通将这个循环与跨性别者为了让性别经验对医学权威变得可理解，而被塑造出来的自传叙事联系起来。这里的女性主义问题，不是个人证词是否足够真实、能否取代专业知识，而是权力如何决定一则“合格的故事”应该听起来怎样，以及照护或承认如何取决于能否讲出这样的故事。这篇文章把对制度分类的批判，与叙事和理论生产连接起来。

最后的“交叉视野”部分提醒读者，性别不会脱离种族、国族与文化而原样流动。目录包括凯特琳娜·罗恩（Katrina Roen）关于跨性别理论可能使种族边缘化的讨论、埃文·托尔与林恩·摩根（Evan B. Towle and Lynn M. Morgan）对“第三性别”概念的重新检视、梁慧思（Helen Hok-Sze Leung）对香港动作电影中跨性别主体性的阅读、艾米·小山（Emi Koyama）对跨性别纳入论争中种族主义的批评，以及 Richard Juang 对承认政治的讨论。仅从题目便能看见不同问题：一种分析范畴可能边缘化、翻译或重组它所声称描述的生活。斯特赖克的导论明确提醒，将地方脉络中形成的性别经验一概译成单一西方分类，可能重演殖民式分类权力。女性主义的工作因此不是把不同文化经验收集起来，证明每个社会都有相同身份，而是追问各个词语和社会位置如何形成、由谁使用，以及翻译可能遮蔽了哪一段历史。

编者自己指出的限制，也应成为推荐本书时的一部分。他们选择早期性学与女性主义作品，再聚焦于以英文写作、并明确讨论“transgender”一词（无论赞成或反对）的文本，而非尝试撰写全球综述。斯特赖克承认，这一取舍使他们漏选了关于墨西哥城与巴西、阿根廷，以及东南亚性别多样性的区域研究；她也指出，跨性别研究学界存在未被标记的白人性，来自有色人种学者的贡献相对不足。最后的专章固然重要，却不能抵销这些缺漏。因此，更准确的读法是把它视为一部具有历史意义、也会反思自身边界的英文学术领域形成史，而不是对全球跨性别生命的全面概述、当代研究综述，或地方研究的替代品。

阅读时可以先从斯特赖克的导论开始，再沿着一条争论线索穿越不同部分：制度分类与斯通的回应、女性主义内部的论战与跨性别者的答辩，或全书末尾对种族与地理位置的提问。接着可与第二卷《跨性别研究读本 2》并读，比较学科地图如何变化；第二卷是继续探索这场讨论的另一条路径，不是对第一卷所有缺口的最终修正。版本书目与目录可参阅劳特利奇出版社及Wellcome Collection 馆藏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