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具与武器

劳动分工看似互补，并不意味着劳动者拥有对等的条件。帕奥拉·塔贝特1979年的《手、工具与武器》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放到中心：男女究竟能接触什么工具，谁有权制造、使用和控制它们？她比较民族志材料，反对把既有分工直接解释为身体差异自然造成的结果。技术因此不只是提高效率的物品，也是安排依赖关系的条件。

参加同一活动，仍然可能没有同样的权力

在讨论集体狩猎时，塔贝特引用女性驱赶、围堵猎物而男性掌握杀伤武器的记录。把狩猎简单登记为男性劳动，会抹掉女性的参与；把它统称为男女合作，又可能抹掉武器和决定性操作并未平等分配。关键不是给活动贴上一个性别标签，而是拆开活动内部不同任务、装备与控制权的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的讨论进一步推进了这个问题。女性可以承担大量生产劳动，却缺少关键器具；她们也可能负责准备材料、提供动力或完成繁琐步骤，而被排除在专业技术的身份之外。论文第45页讨论铁匠的妻子操作风箱、陶工的妻子处理泥土等安排，说明长期参与生产不必然带来成为独立工匠的资格。谁的工作被认作技能，和谁有机会掌握核心设备，是同一分配过程的两面。

所谓效率，建立在谁的时间上

这使技术进步的故事变得不那么单纯。引入更复杂的设备可以提高生产率，但如果设备的控制权已经被垄断，另一些人的任务可能仍以耗费时间和耐心为条件。他们忙碌并不是因为天生更适合重复劳动，而可能因为节省劳动的条件没有向他们开放。由此延伸到现代职场时，可以追问培训、软件权限、设备预算和晋升资格如何相互配合；这是一条分析路径，不能当作论文已经调查了当代企业。

塔贝特使用的是不同年代、不同社会的民族志记录。阅读时也要追问：谁观察了这些劳动，哪些女性的知识没有进入记录，殖民关系是否改变了技术与权威？比较材料能挑战自然化解释，却不能把所有原住民族社会归并为同一种制度，更不能据此证明支配关系从来没有变化。

与吉约曼的女性占有分析配读，可以把工具的控制接到对劳动时间与身体的支配；阿克的性别化组织理论则把问题带进职位与评价标准。两条路径都促使我们在要求女性努力之前，先问努力的手段和成果究竟由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