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具與武器

勞動分工看似互補，並不表示勞動者擁有對等的條件。帕奧拉·塔貝特1979年的《手、工具與武器》把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放到中心：男女究竟能接觸什麼工具，誰有權製造、使用和控制它們？她比較民族誌材料，反對把既有分工直接解釋為身體差異自然造成的結果。技術因此不只是提高效率的物品，也是安排依賴關係的條件。

參加同一活動，仍可能沒有同樣的權力

在討論集體狩獵時，塔貝特引用女性驅趕、圍堵獵物而男性掌握殺傷武器的紀錄。把狩獵簡單登記為男性勞動，會抹掉女性的參與；把它統稱為男女合作，又可能抹掉武器和決定性操作並未平等分配。關鍵不是給活動貼上一個性別標籤，而是拆開活動內部不同任務、裝備與控制權的關係。

農業與手工業的討論進一步推進了這個問題。女性可以承擔大量生產勞動，卻缺少關鍵器具；她們也可能負責準備材料、提供動力或完成繁瑣步驟，卻被排除在專業技術的身分之外。論文第45頁討論鐵匠的妻子操作風箱、陶工的妻子處理泥土等安排，說明長期參與生產不必然帶來成為獨立工匠的資格。誰的工作被認作技能，和誰有機會掌握核心設備，是同一分配過程的兩面。

所謂效率，建立在誰的時間上

這使技術進步的故事變得不那麼單純。引入更複雜的設備可以提高生產力，但如果設備的控制權已被壟斷，另一些人的任務可能仍以耗費時間和耐心為條件。他們忙碌並不是因為天生更適合重複勞動，而可能因為節省勞動的條件沒有向他們開放。延伸到現代職場時，可以追問培訓、軟體權限、設備預算和升遷資格如何相互配合；這是一條分析路徑，不能當作論文已經調查了當代企業。

塔貝特使用的是不同年代、不同社會的民族誌紀錄。閱讀時也要追問：誰觀察了這些勞動，哪些女性的知識沒有進入紀錄，殖民關係是否改變了技術與權威？比較材料能挑戰自然化解釋，卻不能把所有原住民族社會歸併為同一種制度，更不能據此證明支配關係從未變化。

與吉約曼的女性占有分析配讀，可以把工具的控制接到對勞動時間與身體的支配；阿克的性別化組織理論則把問題帶進職位與評價標準。兩條路徑都促使我們在要求女性努力之前，先問努力的手段和成果究竟由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