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決定我們的數位生活？

它提出七項實踐原則，把權力分析、交叉性、情境知識和共同設計放進資料工作本身，而不是把偏見當作事後修補的問題。《資料女性主義》不是一本教人如何替演算法補上「性別觀點」的技術手冊，而是一部關於知識生產權的政治方法論。

Safiya Umoja Noble 以黑人女孩在商業搜尋中的污名化為入口，揭示廣告市場、平台壟斷與知識分類如何共同製造演算法壓迫。《壓迫演算法》的起點是一項看似簡單的操作：在 Google 中搜尋「Black girls」。

Ruha Benjamin 以「新吉姆代碼」分析種族階序如何寫入技術設計、藏在預設值中，並藉監控或善意的技術修正持續運作。

Virginia Eubanks 從福利、無家者住房與兒童保護案例，揭示自動化如何將緊縮政策包裝成效率，並擴大對窮人的監控與排除。

Sarah T. Roberts 以跨國訪談揭開商業內容審核：平台表面的自動化與安全，依賴被保密、量化和外包的人類判斷勞動。社群平台常把自己描述成自動運行的技術系統，彷彿有害內容只是演算法尚未識別完全的殘留。《螢幕背後》從根本上推翻這幅圖景。

Mar Hicks 重寫英國計算史：女性曾長期承擔關鍵技術勞動，卻被制度降為低薪職級；計算工作聲望升高後，她們又被排除在職涯晉升之外。

Sasha Costanza-Chock 從跨性別機場安檢與障礙正義等經驗出發，主張由受影響社群領導設計，把利益、所有權與問責置於專家善意之上。

Kate Crawford 沿礦物、能源、隱形勞動、訓練資料、分類與國家監控繪製 AI 的物質地圖，揭示所謂智慧背後的抽取和權力集中。《人工智慧地圖集》拒絕從演算法或「機器能否思考」開始討論 AI。Kate Crawford 把視線拉到更大的地理尺度：礦場、物流、資料中心、倉庫、群眾外包平台、訓練資料集、警察與軍事系統。

Legacy Russell 將故障視為拒絕性別與種族化身體分類的方式，並透過數位藝術追問：技術能開啟何種可能，又會如何重新捕捉身體。

在注意力被商品化、效率成為唯一價值標準的時代，這本書是一份找回自我主導權的深刻哲學指南。珍妮·奧德爾探討了“無所事事”如何成為一種激進的抗爭行為，幫助我們與本地環境、社區以及真實的自我重新建立深層聯繫。

Kantayya 跟隨 Buolamwini 的研究，連結臉部分類、女性專家與公共問責，追問誰有權決定技術如何看見人。

五位馬尼拉審核員的工作，揭示平台如何外包判斷、情緒傷害與風險，也呈現保護、表達及公共問責之間的衝突。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三位非裔美國女性數學家在NASA的太空競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她們不僅要面對嚴峻的人種歧視，還要克服性別偏見，最終憑藉卓越的才華和堅韌的毅力，為美國的航天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Joy Buolamwini 從人臉辨識系統未能辨認自己的經驗出發，說明「編碼凝視」如何把資料與設計中的偏差帶入演算法，並追問誰有權定義技術標準。

馬爾地夫科技社群組織者 Aishath Adnan 回看創立 Women in Tech Maldives 的起點，並將女性科技人才的能見度連結至島嶼網路、教育與照護條件。

Melina Masnatta 從童年禮物與科技教育談起，分析性別如何提前塑造誰被鼓勵進入科技領域，以及學校和職場能如何改變這條路徑。

澳洲女性主義時事節目，以社區廣播連結性別、勞動與公共政策；推薦單集討論 Spotify 的文化權力和人工智慧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