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属于文化，女人属于自然？

为什么谈到整个社会时，男人的解释可以代表所有人；谈到女人时，她们却只被允许解释女人？Nicole-Claude Mathieu于1973年在《L’Homme》发表的《男人属于文化，女人属于自然？》，把这个不对称当成人类学方法的问题。她批评Edwin Ardener关于女性声音与世界观的论证：承认女性没有被充分听见，还不等于已经让女性成为能够解释社会的主体。

Mathieu并不是否认研究中的忽视。她追问的是，为什么“女性难以提供社会模型”被放在被研究者身上解释，而男性的陈述却被默认具有普遍性。如果研究预先认定男人说的是社会、女人说的是自己，增加女性受访者也可能只给旧框架添材料，未必改变什么能够被算作知识。

同一社会中的两套解释标准

论文原文指出一种关键滑移：男性能够提供社会解释，被归因于他们的政治地位；女性被认为接近自然，却被归因于生育等身体特性。同一组关系的两个方面，因而分别得到社会解释和生物解释。问题不是有没有生殖差异，而是这种差异为什么被当成象征秩序的充分原因，男性的身体反而无须进入同样的解释。

对Bakweri女性仪式的讨论使批评更加具体。Mathieu重新检查Ardener的材料，指出与荒野、水灵有关的仪式，也可以被理解成把某种力量重新纳入社会，而非女性将自己认同为自然。她还检查了论证中的图式：被称为女性世界观的模型里，男人竟然没有被清楚放置。女性似乎可以谈自己的位置，却不能提出同时包含男性与女性的整体社会解释。

这是对另一位人类学家材料和推论的批判性重读，不是Mathieu新做的一次Bakweri田野调查，也不应被转述成该群体所有女性共有的仪式意义。它的价值恰恰在于拆开观察、当地人的解释和研究者的概括，检查后两者什么时候被悄悄当成了同一件事。

论文后部进一步区分说话者的身体性别与话语的社会参照。女性可以认同一套以男性权力位置为标准的解释；男性也并非人人拥有同等发言资格。因此，不能只凭发言者是女性，就推定一种独立且统一的女性世界观。要调查的，是具体社会里谁拥有权力、谁被承认为合格的解释者，以及主导话语怎样成为看似没有性别的常识。

这样的批评也对今天的“赋予声音”提出限制。如果机构决定问题、筛选发言，再把女性的回答只放进女性经验栏目，形式上的可见度仍可能保留知识等级。这里的进一步追问是：被邀请的人能否改变研究问题，能否分析其他群体，能否对整体制度提出解释？它不是把所有立场视作一样可靠，而是要求说明判断权威的标准。

可与Scott关于性别作为历史分析范畴的论文对读，将性别从现成事实变成需要解释的社会关系；再联系Mohanty的《在西方目光之下》，比较不同知识制度怎样替他人规定可被理解的位置。三者的研究对象不同，但都使“谁有权解释”成为论证本身的一部分。

Mathieu后来的《屈从不等于同意》把问题推进到解释能力形成的条件：持续劳动、照护和受限知识，怎样影响一个人认识关系与拒绝要求的空间？1973年论文揭示研究者如何把女性排除出整体解释，1985年论说则批评从女性的顺从直接推定自由同意。两者共同要求，不能一面忽略权力造成的限制，一面把这种限制解释成女性自身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