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知识：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与部分视角的特权

1988年，唐娜·哈拉维在《女性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将彻底改变我们理解知识、客观性和科学的文章。《情境知识：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与部分视角的特权》不仅挑战了科学客观性的神话，更为女性主义认识论提供了革命性的新框架。这篇文章诞生于”科学技术化、晚期工业化、军事化、种族主义和男性主导社会的腹地”，却产生了远超其历史时刻的理论影响。

认识论的革命时刻

哈拉维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80年代女性主义科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女性主义者需要批判传统科学的男性中心主义和虚假的普遍性声称；另一方面，她们又不能简单地拥抱相对主义，因为这会削弱女性主义批判的政治力量。如果所有知识都只是社会建构，那么女性主义对父权制压迫的分析又如何能声称比反女性主义的观点更真实？

这种二元困境——要么接受传统客观性的压迫性普遍主义，要么陷入政治无力的相对主义——似乎让女性主义认识论陷入死胡同。哈拉维的天才之处在于她拒绝了这个虚假的二选一，提出了第三条道路：情境知识。

“上帝把戏”的批判

哈拉维最著名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她对传统客观性理想的尖锐批判，她将其讥讽为”从无处看到一切的上帝把戏”。这种批判的力量不仅在于其修辞的生动性，更在于其理论的精确性。

传统认识论假设存在一个可以超越所有特定视角的观察位置，从这个位置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中立的知识。这个理想的观察者没有身体、没有位置、没有历史——正是这种无标记性使其能够声称普遍性。但哈拉维揭示，这种看似中立的位置实际上是特权位置的伪装：白人、男性、资产阶级的视角通过否认自己的特殊性而将自己呈现为普遍的。

“上帝把戏”的问题不仅在于它是虚假的——没有人能真正占据这种超越性位置——更在于它是压迫性的。它允许特定群体以普遍性的名义说话，同时否认其他视角的有效性。它创造了一种认识论等级制度，其中某些知识形式被视为”客观的”和”科学的”，而其他形式则被贬为”主观的”、“偏见的”或”特殊的”。

情境知识的概念框架

面对这种批判，哈拉维提出”情境知识”作为替代框架。情境知识认识到所有知识都来自特定的位置，都由认知者的身体、历史、社会位置所塑造。我们的位置性内在地决定了我们能够知道什么。

但这不是简单的相对主义。哈拉维强调，承认知识的情境性不意味着所有视角都同样有效。相反，某些位置——特别是被边缘化和压迫的位置——可能提供对权力关系更清晰的洞察。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理论和黑人女性主义的立场理论有共鸣，但哈拉维的贡献在于她将这种洞见系统化为认识论原则。

情境性不是知识的缺陷，而是其条件。正是因为我们从特定位置观看，我们才能看到任何东西。完全的客观性不仅不可能，而且是不可欲的——它会使我们失明。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对我们视角的部分性的承认，以及与其他部分视角对话的开放性。

女性主义客观性的重新定义

哈拉维的革命性举动是重新定义而非放弃客观性。她提出”女性主义客观性”的概念，这种客观性”关乎有限的位置和情境知识，而非主体与客体的超越和分裂”。

这种新的客观性概念有几个关键特征。首先是部分性，只有部分视角才能承诺客观视野，因为只有部分视角才能被定位、被问责。其次是具身性，知识总是由具身的主体产生的，身体不是认知的障碍而是条件。再次是责任性，当我们承认我们的位置时，我们就能对我们的知识声称负责。最后是连接性，情境知识寻求与其他部分视角的对话和联盟。

女性主义客观性不寻求”从上方、从无处、从简单性”的视角，而是”从身体——总是复杂的、矛盾的、结构化和被结构的身体”的视角。这种从身体的视角不是限制，而是使负责任的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

世界作为”机智的行动者”

哈拉维理论的另一个创新是她对研究对象的重新概念化。传统认识论将世界视为被动的对象，等待被主体认知和掌握。社会建构主义虽然批判了这种观点，但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世界视为人类想象的产物。

哈拉维提出第三种理解：世界是”机智的行动者”，在知识生产中有自己的能动性和历史性。这不是拟人化，而是认识到非人类世界——自然、技术、动物——不是被动的资源，而是积极的参与者。知识生产应该被理解为物质-符号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对话，而非认识论的物化、占有和征用。

这种观点对科学实践有深远影响。如果研究对象是活跃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材料，那么科学研究就变成了一种对话而非征服。这要求科学家培养倾听的能力，对意外开放，承认他们的对象可能会”回答”他们没有问的问题。

视觉的政治学

哈拉维特别关注视觉在西方认识论中的特权地位。“看”长期以来被视为最客观的感官，科学仪器主要是视觉技术的延伸。但哈拉维指出，视觉从来不是单纯的——它总是被技术中介、被文化编码、被权力关系塑造。

她批判了两种视觉观：征服的凝视（将一切转化为客体的男性凝视）和相对主义的无限视野（声称能同样地从任何地方看到任何地方）。作为替代，她提出”女性主义视觉化”的可能性，这种视觉化承认其技术中介性和政治定位性。

这种对视觉的批判不是要放弃它，而是要重新训练它。哈拉维呼吁发展”在技术化、全球化、后现代世界中特定具身性的批判实践”。这包括学习如何批判地使用科学仪器，理解它们如何构建而非简单地揭示现实。

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交织

哈拉维强调，情境知识概念同时在四个层面上运作：认识论（我们如何知道）、本体论（什么存在）、伦理学（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和政治学（权力如何运作）。这些层面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关联的。

在认识论层面，情境知识挑战了主客二分，提出了关系性的知识观。在本体论层面，它重新定义了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将世界理解为由异质行动者组成的网络。在伦理学层面，它要求对我们的知识实践负责，承认它们的后果。在政治学层面，它揭示了知识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并寻求更民主的认知形式。

这种多维度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避免了将认识论问题与其他哲学和政治问题分离的倾向。知识的问题从来不只是知识的问题——它总是同时关乎存在、伦理和权力。

对科学实践的影响

虽然哈拉维的论文主要是理论性的，但它对科学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识到他们工作的情境性，并开始反思他们的位置如何影响他们的研究。

在医学研究中，认识到大多数临床试验历史上排除女性和少数族裔，导致了更包容的研究实践。在生态学中，认识到西方科学视角的局限性导致了与原住民知识系统的合作。在技术发展中，情境知识的概念促进了对谁的需求被优先考虑、谁的声音被听到的批判性反思。

与其他理论传统的对话

哈拉维的情境知识概念与多个理论传统产生共鸣并与之对话。它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共享对虚假普遍性的批判，但拒绝了简单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型。它与现象学共享对具身性的强调，但拒绝了主体性的优先地位。它与后结构主义共享对本质主义的批判，但保留了对物质性和真实性的承诺。

特别重要的是与立场理论的关系。虽然两者都强调位置对知识的重要性，但哈拉维的方法更强调部分性和开放性。她不寻求特权的认识论立场，而是倡导部分视角之间的对话和联盟。

批判与发展

情境知识概念也面临批判。一些人担心强调部分性可能导致认识论的碎片化，使共同理解变得不可能。其他人质疑如何在承认所有知识都是情境的同时，仍然能够做出真理声称。还有人指出，哈拉维的理论可能过于依赖视觉隐喻，忽视了其他感官和认知方式。

作为回应，学者们发展和完善了情境知识概念。他们探索了如何在不同情境之间建立桥梁，如何在承认部分性的同时追求更广泛的理解，如何将情境知识与其他认识论框架结合。这些发展显示了哈拉维概念的生成性——它不是封闭的教条，而是开放的研究程序。

跨学科的影响

情境知识的概念已经传播到远超其起源领域的地方。在地理学中，它影响了对空间和地点的理解。在人类学中，它改变了民族志实践。在艺术中，它启发了新的创作和策展实践。在教育中，它促进了对不同知识形式的认可。

这种跨学科的传播不是简单的应用，而是创造性的转化。每个领域都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传统重新阐释了情境知识，产生了新的洞见和实践。这种生成性正是哈拉维所期望的——不是建立新的正统，而是激发新的思考方式。

数字时代的相关性

在算法决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时代，哈拉维的洞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关。算法经常体现”上帝把戏”的当代版本——声称从数据中提取客观真理，同时隐藏其设计者的价值观和假设。

情境知识概念提醒我们，所有算法都是情境的——它们反映特定的训练数据、特定的设计选择、特定的社会背景。承认这种情境性不是要放弃算法，而是要使它们更负责任、更透明、更民主。

生态和环境的维度

哈拉维对世界作为”机智行动者”的理解对环境思想有特殊的相关性。在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的时代，认识到非人类世界的能动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情境知识为理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框架，这种框架既不是征服自然的现代主义幻想，也不是浪漫的自然崇拜。相反，它提出了一种基于相互依赖、响应和责任的关系模式。

教学法的启示

情境知识对教育实践有深远影响。如果所有知识都是情境的，那么教育就不能只是信息的传递，而必须是对学生自己情境的认识和对其他情境的开放。

这导致了更加反思性和对话性的教学法。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传递者，而是促进不同部分视角之间对话的推动者。学生被鼓励认识他们自己的位置如何塑造他们的理解，同时学习欣赏其他视角。

结论：持续的挑战

三十多年后，《情境知识》继续挑战我们重新思考知识、真理和客观性的本质。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提供的答案，更在于它开启的问题和可能性。

哈拉维的工作提醒我们，追求知识总是一种伦理和政治行为。当我们承认我们视角的情境性和部分性时，我们不是放弃了客观性，而是使一种更负责任、更民主、更开放的客观性成为可能。

在一个日益复杂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中，需要多个部分视角的对话来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情境知识不是认识论的相对主义退却，而是向更丰富、更负责任的知识实践的前进。正如哈拉维所展示的，只有通过承认我们视野的有限性，我们才能开始看得更清楚。只有通过放弃”上帝把戏”的幻想，我们才能成为更好的、更负责任的认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