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

Gonda 以尼加拉瓜适应项目为例，说明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如何把气候适应从技术治理重新带回权力、情感、主体性和政治之中。Noémi Gonda 的论文回应了一个现实困境：气候政策已经很少公开宣称“性别无关”，但许多适应项目仍把性别做成技术指标、培训名额或脆弱群体清单。

Gaard 回应对生态女性主义本质主义的批评，主张重新理解生态女性主义在连接性别、种族、阶级、殖民、物种与环境正义时的理论价值。Greta Gaard 的这篇论文回到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生态女性主义受到的批评现场。

Arora-Jonsson 批判气候讨论中把女性写成天然更脆弱或更环保的两种惯常叙事，转而要求分析权力、证据和具体情境。Seema Arora-Jonsson 的论文审视了气候变化研究和政策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两种说法：一种说女性在全球南方最脆弱，另一种说女性在全球北方更环保、更有美德。

MacGregor 批判气候变化研究中长期缺席的女性主义社会分析，主张把权力、主体性、照护、消费和政治参与纳入气候正义框架。Sherilyn MacGregor 的这篇论文直接点出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环境科学和政策讨论不断增长，但女性主义社会研究长期被边缘化。

Nightingale 通过尼泊尔社区林业研究，说明性别不是预先给定的身份，而是在劳动、身体、情感、生态实践和权力关系中不断生成。Andrea J. Nightingale 的这篇论文是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的重要方法论文本。

Agarwal 通过印度案例批判把女性天然等同于自然守护者的生态女性主义叙事，转而强调土地、阶级、种姓、劳动分工和资源控制。Bina Agarwal 的这篇论文是生态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之间的关键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