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主权

原住民主权常被翻译成“承认”的语言：获得一个席位、接受咨询、提升文化可见性，或取得由国家授予的有限管辖权。这组资源提出了更严格的主张。原住民族不是要求被纳入一个在没有他们参与时便已成立的政治秩序的利益团体，而是与土地、法律、亲属关系、知识和集体权威保持持续关系的人民。主权因此关乎谁能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而不只是别人作决定前听见了谁的声音。

这也是女性主义问题，因为定居殖民主义在夺取土地的同时会重组性别。基督教婚姻、二元性别、私有财产、继承、儿童移送和男性中心的治理，都曾被用来拆解既有亲属制度，使领土变得可治理。性别暴力不是殖民的偶然副作用，原住民传统也不能被浪漫化为从无权力差异。原住民女性主义同时面对殖民权力和父权暴力，又拒绝把殖民国家想象成中立的拯救者。

这些作品中的土地不是风景，也不是身份的隐喻，而是义务、教育、食物、语言、祖先与政治管辖共同存在的生活关系。这也改变了什么可以被称为知识。未经许可抽取故事、样本或生态实践的研究，可能重复采矿和保护区未经同意占用领土的同一种资格想象。引用与再现固然重要，但无法替代知识协议、互惠、物质回馈，以及社群拒绝公开某些知识的权利。

主权也要求我们严格检验气候方案和去殖民语言。绿色项目可能降低排放，却制造新的开采权利；机构的土地致谢可能准确命名掠夺，却不归还土地或权威。主权也不应被缩减成在较小范围复制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更有用的是关系与物质检验：谁控制土地、资源、法律、知识和未来，谁能够同意或拒绝，以及女性、双灵者和社群内部其他被边缘化者，是否真正分享以主权之名收回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