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平塚、山川、山田三女士

與謝野晶子把女性的勞動獨立與母性保護放進爭論，既挑戰家庭制度，也留下無償照顧由誰承擔的問題。 當國家為母親提供扶助，這意味著承認生育與照顧的公共價值，還是把女性更牢地固定在母職裡？與謝野晶子的回應處於日本近代母性保護論爭之中。文章初刊於1918年11月《太陽》，不能與1919年的文集收錄日期混為一談。

自立的要求，向誰提出

與謝野反對把母親當成女人的完整定義，強調女性以勞動獲得生活資料的能力。她把對母性扶助的主張與社會中的工資、津貼及軍事相關給付並置，追問國家為何、以何種身分支持一個人。對她而言，經濟依賴會限制選擇；把生育定義為值得由國家供養的女性職責，又可能加固這種依賴。

文章以回應平塚雷鳥、山川菊榮、山田（Yamada Waka）的方式展開，而不是一份各方共同簽署的宣言。讀者需要保留爭論：對國家的疑慮、對貧困的理解和對母職勞動的評價，並不天然導向同一個政策結論。

不把獨立變成窮人的道德考試

與謝野的強硬處，也構成其限度。將自食其力置於中心，容易低估無償照顧如何消耗可用於有薪工作的時間，也可能把無法獨立謀生說成個人缺陷。拒絕母性至上，不必同時拒絕公共支持；重要的是支持能否擴大選擇，而不要求接受者以妻母角色交換資格。

與她較早的《反對母性至上》對讀，可以辨認一貫立場與論戰語境；弗雷澤關於家庭工資之後的制度想象則把問題從「自立還是扶助」推進到有薪勞動、照顧與收入如何重新安排。爭論的價值，在於不讓母親的讚歌或獨立的讚歌替代對生活條件的討論。